《竹书纪年》（又称《竹书》、《纪年》、《今本》等）是春秋战国晋、魏史官所记之史书，是我国古代唯一留存的一部编年通史。此书第1卷开篇追记黄帝、颛顼、帝喾三帝之史事，但无确切的纪年；第2卷记帝尧、帝舜二帝之史事，自帝尧元年丙子即前2145 年开始了干支纪年的信史年代；第3、4卷记夏代即前1989-1559年凡431年之史事；第5、6卷记商代即前1558-1051年凡508年之史事；第7、8、9卷记西周即前1050-771年凡280年之史事；第10、11、12卷记晋国、魏国即前770-299年凡472年之时事，终于今王即魏襄王二十年。 上下有1847年的历史。
    此书随葬于魏襄王墓中，于西晋太康二年即281年出土传世。 但因书中某些史事与儒家传统说法相悖而受到贬斥，继而受到冷落。传到梁朝，史家认为由沈约作了注释。从注释中可推知，传世的《竹书》可能有三种手抄本，内容略有差异。由于《今本》（现存《竹书纪年》，王国维始称《今本》与朱右曾辑录古籍中所引《竹书》本（称《古文》）的某些条文相异或益缺，从而受到清代钱大昕、纪昀、洪颐煊、郝懿行等学者的怀疑，而朱右曾在其《汲冢纪年存真》的序言里罗列12条诬证，以证明《今本》为伪书。自此开始，梁启超、王国维、范祥雍、方诗铭、王修龄等皆随声附合，继续加以否定。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等在编写史学论著时，只参考《古文》，对《今本》弃而不用，造成不少常识性的错误。
    下面对朱氏的“12条”诬证进行辨析，望有兴趣的读者查证、核实，作出是或非的结论。
    一，朱说：《晋书·束皙传》言“《纪年》十三篇”，《隋书·经籍志》云“《纪年》十二卷”，新、旧《唐书·艺文志》并云“《纪年》14卷”。《今本》只4卷，篇目可疑，一也。 （引自范祥雍的《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
    查徐文靖的《竹书纪年统笺》（《二十二子》，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是12卷，另有目录1篇； 王国维的《今本竹书纪年疏证》（《王静安遗书》，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版）分上下卷，是为2卷。 卷数虽异，内容实同。朱氏之“4卷”本，当亦如是， 这有其《古文》本的注释可证。既然内容相同，而以卷数相异为据，否定《竹书》，应为诬证。
    二，朱说：《束皙传》言：“《纪年》纪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晋事接之，三家分，乃述魏事”。杜预亦云，“特记晋国，起自殇叔，以至曲沃庄伯。庄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鲁隐公之元年正月也。”《今本》自黄帝元年至隐王十六年，大半依据《史记·年表》。体例可疑，二也。
    查《竹书》内容，与《束皙传》、杜预所述基本相同。周平王条下有大字注云：“自东迁以后始纪晋事，王即位皆不书”。以此证明，周王更替仅作为年代符号，而记录晋国、魏国时事却是其史官之职责。
    《束皙传》的作者说“纪夏以来”，并非束皙本人的观点，也不是“起自夏”。与束皙一同整理《竹书》的和峤却说“起自黄帝”，与《今本》一致。
    如果说古本《竹书》“起自夏”以否定《今本》“起自黄帝”，那末朱、王、范本的《古文》不是也“起自黄帝”吗？查朱氏的《古文》在夏以前收录了黄帝、颛顼、帝尧、帝舜史事17条，其中“黄帝至禹，为世三十”的总括条文为《今本》所无。据此，朱氏不仅否定了《今本》，也否定了“和（峤）本”，同时也否定了他辑录的“朱本”。
    至于说《今本》“大半依据《史记·年表》”，更属无稽。晋魏史官根本看不到后人司马迁的《史记》，却纠正了《史记》上百处的错误。如《史记》把魏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称一年误为魏襄王元年；把魏襄王元年杜撰为魏哀王元年；把商王亥误为振；把商王文丁误为太丁。显然，说《竹书》抄自《史记》应是诬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