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竹书》的“431年”是正确的？除了干支纪年为证外，还有《竹书》前1948年仲康“五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为证。当然“仲康日食”的年代也有争论。现代天文学家提出了前2165、2155、2154、2137、2135、2127、2106、1948年八个年代。董作宾据奥伯尔子和朱文鑫推算的前2137年为基准编写了《中国年历总谱》，与《竹书》所记不合，又是孤证，显然是错误的；而《竹书》所记，不仅证之于天文学家的推算，也证之于唐代历算家一行的《大衍历议》，还证之于《尚书·胤征》、《左传》昭17年所引《夏书》的记录，五证皆合，何疑之有？
    六，朱说：自来简册，俱不详周公薨于何年。《今本》于成王二十一年，书“周文公薨于丰”，而前此成王十三年，书“夏六月，鲁大褅于周公庙”。岂有周公尚存，而鲁已立庙乎？可疑六也。
    周文公亡于成王21年，即前1025年，正好补上古籍的阙如，证明《竹书》自身的价值；同时也证明朱氏历史知识之浅薄，因为“周公庙”是周公亶父、周公季历之庙，非周文公之庙。该庙当建立于周初，是伯禽代父受封于鲁而帅其子孙祭奠祖先之家庙。查《竹书》商王武乙“三年，命周公亶父赐以岐邑”、“二十一年，周公亶父薨”、“三十四年，周公季历来朝”、“三十五年，周公季历伐西落鬼戎”……等。这就是说，“周公”是指周公亶父、周公季历，非指活着的周文公。
    七，朱说：《书序》云，“周公既没，命君陈分正东郊。”《今本》：“成王十年，周文公出居于丰。十一年，王命周平公治东都”，显非事实。可疑七也。
    查《竹书》成王“七年春三月……甲子周文公诰多士于成周，遂成东都；王如东都，诸侯来朝，冬，王归自东都。”“十年，周文公出居于丰。”“十一年春正月，王如丰，王命周平公（周文公之次子君陈）治东都”。“十四年冬，洛邑告成”。“十八年春正月，王如洛邑定鼎”。“二十一年，周文公薨于丰”。《竹书》所记年月日皆有，与事与情皆合理，应是事实。
    再查《周书·周官》：“周公在丰，将设，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毕”。这说明周文公在成王十年时，致政老归，“出居于丰”；到了成王二十一年时，“薨于丰”。在这退休的11年中，谁来营建洛邑呢？其次子君陈在成王十一年接替老父的事业是理所当然的了。
    以上三方面的资料对比研究，我们认为“周公既没”是“周公将没”之误。《今本》纠正了《周书》之误，功莫大焉，何疑之有！
    八，朱说：宋鼌氏、陈氏《书目》皆无此书，而《宋志》有“《竹书》三卷”，是亡而复辑之证，可疑八也。
    宋、陈的《书目》无《竹书》，只能说明他们未收录，不能证明《竹书》已佚；而《宋志》有《竹书》就是强证。
    至于《宋志》之《竹书》并非“亡而复辑之证”，其理由请参看“第一条”辨析。
    应补充说明二点：其一，朱右曾本4卷、王国维本2卷、徐文靖本13卷，卷数虽不同，而内容完全一样。既然朱、王亲眼看过、用过这三种《竹书》，为什么还以卷数多少为据否定《竹书》呢？其二，朱氏以此为据说《竹书》亡于宋，请读者查看朱右曾、王国维、范祥雍的《竹书》辑本，其搜录条文来自北宋刘恕《通鉴外纪》、司马光《稽古录》、邵雍《皇极经世》，南宋罗泌《路史》、郑樵《通志》、朱熹《通鉴纲目》、张南轩《经世纪年》、元金履祥《通鉴前编》，明杨慎《杨升庵外集》、刘仲达《鸿书》等等，比比皆证明《竹书》未亡。虽然王国维有意删掉明代的条文，以掩盖真实情况，但他删不掉宋代、元代的条文。这些条文使他们强加给《竹书》的诬辞和诬证，不驳自败。
    九，朱说：凡《史记注》所引“田侯剡立”，“齐桓公杀其君母”，“梁惠成王会齐威王于平阿”，“齐宣王八年，杀其王后”，“秦惠王薨”，“秦内乱，杀其太后及公子雍、公子壮”。《水经注》所引“郑筑长城，自亥谷以南”，“邺师败邯郸师于平阳。”诸如此类，确是《纪年》古文，而《今本》具轶，可疑九也。
    与《古文》（朱氏辑录本）对照，《今本》何止只缺8条， 而是缺少88条。但是，《今本》却有737条为《古文》所无， 两本重复的却有317条。在重复的各条中，《今本》皆较《古文》系统而完整， 因而其可信程度和史料价值也较高。
    例如，《古文》认为夏代“用岁四七一年”，《今本》则纠正其错误，计算为431年。《古文》认为商代“用岁四九六年”， 《今本》则纠正其错误，计算为508年。《古文》认为西周“凡二五七年”， 《今本》则纠正其错误，计算为280年。 《古文》认为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亡“用岁二七三年”，《今本》则纠正其错误，计算为25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