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把后人读史的大字注、小字注误为正文的甚多，皆可据《今本》加以纠正。由此可知，《古文》错误百出，使用价值甚少。
    因此，不能因《今本》缺8条就证明《今本》是伪书；同理， 也不能因《古文》缺737条就证明《古文》更是伪书。两者相同的317条，证明两者皆是真《竹书》；两者相异的88条或737条，正好相得益彰， 而不是相互排斥或否定。
    从《竹书》的大字注、小字注来看，注《竹书》者的案头至少有《竹书》一本、手抄本两本，而以手抄本的一本为母本，参照其他两本和古籍加以注释。在大量的注释条文中，沈约注只有7条，其他无作者。在注释条文中，分为低于正文一格的大字注和夹在正文之间、之后，或夹在大字注之间、之后的小字注。特别有趣的，在君主名的61条注释中，与《古文》相同者有22条，例如“帝厪，一名胤甲”、“帝发，一名后敬”。两者不同的，在《今本》是注，在《古文》则是正文。这有三种可能：其一，说明《今本》更接近原本《竹书》，因为正文、大字注、小字注分得很清；其二，说明《古文》漏抄39条君主的名子，并且把已抄的22条君名由注释误为正文；其三，说明古籍注释所引的《竹书》条文多数是《今本》的，而为《古文》所搜录。
    附带地说明一下，《竹书》在唐以前无木刻本，只能辗转传抄，缺页、缺条、缺字、甚至笔误都是非常多的；后人搜集各种手抄本加以对比校正，查证核实，甚至受儒家传统观念影响，对原本进行删削补订从而发生意见分歧，也都是合乎情理的。我们的任务就是求其真。
    最后，还要指出，朱右曾、王国维、范祥雍所辑录的《古文》有71处是参照《今本》的。既然说《今本》是“伪书”，应弃而不用，“始作甬”的朱、王、范为什么还要参考它呢？特别是“商王亥”、“魏惠成王”等找不到出处证据时，他们不得不承认这些是真的呢！
    十，朱说：《纪年》不讲书法，故王季、文王亦加王号，鲁隐、邾庄皆举谥法。《今本》改王季为周公季历，改文王为西伯，改许文公为许男，改平王为宜臼，可疑十也。
    查《竹书》，前1159年武乙元年“邠出于岐周”，自此始称周。前1157年武乙三年“命周公为亶父赐以岐邑”，始称周公。前1139年武乙二十一年“周公亶父薨”，周公季历继之。前1114年文丁十一年“王杀季历”，周文王昌继之为侯爵。前1097年帝辛九年“西伯初禴于毕”，文王昌称西伯；前1062年帝辛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薨”，武王发继之称西伯。这就是说，周君在商代未称王。
    查《竹书》，前771年周幽王十一年“申侯、鲁侯、许男、 郑子立宜臼于申。”许文公在这时为男爵，故称许男；宜臼未立，故直呼其名，立后始称之为平王。
    以上说明《竹书》不是不讲书法，而是特别注意书法，其例证甚多。试想，周君在商末被封为公、侯、西伯，后人称之为王，不是违背历史事实吗？同理，许文公为男爵时，后人称之为公，不是也违背史实吗？
    晋、魏史官所记之《竹书》，其晋事、魏事是当时史官之实录；其帝尧、帝舜、夏、商、西周之史事应是抄自宗周所存的古史。因此，其君主之爵号皆是在立国之时被封的，其后有升降变化，史官也就按时间顺序如实记录。这是不言自明的。
    十一，朱说：《水经注》引“晋烈公三年，楚人伐我南鄙”；“晋烈公十二年，王命韩景子、赵烈子及我师伐齐”。我者，晋也。“梁惠成王元年，赵成侯偃、韩偃侯若伐我葵；二年，齐田寿帅师伐我围观”。我者，魏也。《今本》用周王纪年，则我皆为周，文义俱失，可疑十一也。
    查《今本》，朱氏所引的4条是周威烈王九年、十八年， 周烈王六年、七年。仔细研读原文，前两条亦魏非晋也，因为晋烈公三年是魏文侯二十四年、晋烈公十二年是魏文侯三十三年。这说明朱氏未读懂“我”字。据《古文》纪年与《今本》纪年对照，以晋文侯的时事为例，所纪之二年、二十一年皆是周纪年，《古文》误为晋纪年。这说明朱氏也未读懂“纪年”。
    按常理，《竹书》是通史，应是依据正统君主的立与亡纪年。武王灭殷以来，《今本》与《古文》皆应采用周纪年，有其统一于宗周之义。这是魏史官否定分裂的大一统传统思想，较之《春秋》的作者已失掉了周纪年而使用鲁纪年有一定的进步性。纪年不过是个符号，便于对比、查找、记事、计算，并不具有国别、族别的特殊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