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贵直贱曲，倡爱憎至公。
    史之为务在于“申以劝诫，树之风声”，而关键又在于史家能否秉笔直书。刘知几力倡直书，反对曲笔，认为直书有可为不可为之分，齐太史、司马迁、韦昭、崔浩于不可为之时仍秉笔直书，虽防身不周，但遗芳永存；相反，王沉、董统等窃位偷荣，为君子所不耻。在刘知几看来，能否秉笔直书，关键在史家品德。“苟循私忿，忘夫至公”，写不出信史。贵直贱曲，是刘知几史学批评的一条基本原则，但受“名教”影响，笃信“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的刘知几认为“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其“直书”、“曲笔”论有很大的局限性。
    （三）去烦尚简，主文史相别。
    秦汉以降，史例渐驰，采摭日宽，史著渐趋芜累。魏晋文风淫丽，修史文士喜用浮词，史著更是繁不胜繁。针对史著“失在繁富”，刘知几反复申论“文尚简要，语恶烦芜”这一主旨，批评一些史著尤其是魏晋史著“妄入编次，虚张部帙”。刘知几认为，保证史著简要的关键是文史相别，不能用文士修史，不能滥收文章。刘知几主张纪传体史著另加一“书”部，专门收录制、册、章、表。
    （四）讥循重革，贵因俗随时。
    史学是一个世代相承的事业，史学的发展离不开对前人的批判、继承，因而循旧与革新是史学中不可忽视的现象。刘知几对此给予了足够的关注。首先，刘知几强调变革，认为“时移世异”，“前史之所未安，后史之所宜革”。其次，刘知几认为变革应“因俗”、“随时”。不能“用使周、秦言辞，见于魏晋之代。楚汉应对，行乎宋、齐之日”。司马迁将汉初异姓诸侯王同古之诸侯一样编为世家，刘知几认为“虽得画一之宜，讵识随时之义”，而班固“厘革前非”，一概称传，值得称道。刘知几批评孙盛、孔衍、陈寿、王邵、何之无“好奇厌俗，习旧捐新，虽得稽古之宜，未达从时之义”。再者，刘知几承认史学可以因习、模拟，但认为因习、模拟不能照搬照抄。总之，刘知几认为史学可以循旧，但更重视史学的创新。
    （五）辨职忤时，论史馆之弊。
    唐初统治者在重视修史的同时对史学控制日益严格，国史官修制度化，史馆制度渐趋完备。刘知几在《史通》中作《辨职》、《忤时》篇，畅论史馆之弊。刘知几认为史馆修史有五不可：1.史馆史官众多，相互观望，延宕时日。2.史馆史官不能如古时广泛收集资料。3.史馆人多口杂，史臣下笔，多所忌讳。4.监修各持己见，一国三公，史臣无所适从。5.监修既不指授，又预刊削。刘知几所论是否全面、公允，姑且不论，但他将批评的锋芒直指时事，这种精神无疑是可贵的。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经过秦汉、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史学批评的基本范畴已经逐步形成，是非据《春秋》、简要宗《左传》、实录崇《史记》、周赡重《汉书》这四大标尺已经逐步确立，到刘知几《史通》，其史学批评的内容基本上涵盖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名与实、直与曲、文与质、简与烦、创与循这些基本范畴，包括了史学批评的方方面面。在《史通》问世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对《史通》知之甚少，《史通》影响不大。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特别是随着史学批评的发展，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这颗耀眼的明珠终于显露出了它应有的光彩。《史通》以其博大精深的体例、娴稔自如的批评方法以及深邃精当的见解折服着后来者，并被后人推许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第一书。因此，我们说，《史通》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成熟。
    三、从刘知几到章学诚：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繁荣
    隋唐以后，随着国史官修制度化，修史程式化，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史学兴趣转移到了对传统史学的总结与反思上来，他们不断地对前人的史学实践进行批评，从而直接促成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繁荣。其表现之一就是这一时期史学批评名家辈出，论著连牍。刘知几以后，柳冕、杜佑、皇甫湜、王钦若、欧阳修、曾巩、司马光、郑樵、朱熹、洪迈、叶适、陈振孙、李贽、顾炎武、王夫之、王鸣盛、纪昀、章学诚等或论说史家，或臧否史著，他们都是这一时期史学批评的名家，其中郑樵、章学诚更是大家。《史通》之后，欧阳修《崇文总目叙释》、洪迈《容斋随笔》、叶适《习学记言序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郑樵《通志总序》、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史部》、章学诚《文史通义》等都是这一时期史学批评的名篇，其中《文史通义》是《史通》之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又一代表作。
    表现之二是目录题解式史学批评的大量出现及“史评”概念的确立。目录题解式史学批评源于刘向《别录》，发展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隋唐以后，目录题解式史学批评有了较大的发展，欧阳修《崇文总目叙释》、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都有目录题解式史学批评。这一时期史学批评的发展在目录学上的反映便是“史评”类的确立。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首立“史评”类，其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四库全书总目》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分类法。《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史评类叙”谓：“《春秋》笔削，议而不辨。其后三传异词，《史记》自为序赞，以著本旨，而先黄老，后六经，退处士，进奸雄，班固复异议焉，此史论所以繁也。其中考辨史体，如刘知几、倪思诸书，非博览精思，不能成帙，故作者差稀。至于品骘旧闻，抨弹往迹，则才翻史略，即可成文，此是彼非，互滋簧鼓，故其书动至汗牛。”在这里，《四库全书总目》作者不仅沿用了“史评”这一分类法，而且说明了“史评”概念所包括的内容，分析了史学批评著作少，历史评论著作多的原因。“史评”概念的确立，表明人们已从理论高度对史学批评活动进行认识、概括与抽象，直至今天，一些学者仍将“史评”误认为就是史学批评，其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隋唐以后史学批评的代表人物是郑樵、章学诚两位史学批评大师，其代表作为《通志总序》、《文史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