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理说，《谷梁传》如果是成书于战国时期，就应该用古文写录，而它却是用今文（即汉代流行的隶书）写成的。笔者推测，《谷梁传》在编定成书之后，仍然是以口说相传于师徒之间，后来，才逐渐以口说流行于世，并成为先秦较有影响力的一种思想。所以秦始皇“焚书坑儒”之时，《谷梁》为数不多的文本也没逃过秦火之厄，以致再次靠口耳相传，到汉初才被著于竹帛的。
    第二，《谷梁》不是成书于《公羊》之后。前人指出，《公》、《谷》相同者十之二三。对这一前提，因为二传文字具在，一般学者都可以同意，不过有人用这一事实证明二传同出于子夏，有人则以之证明《谷梁传》晚于《公羊传》。持后种观点的，根据《公羊》大致成书于汉景帝时，且《谷梁》依《汉书》记载是在宣帝在位时立于学官的，由此推测《谷梁》是成书于汉昭、宣时期。其实不然。
    前已论之，笔者认为《谷梁传》是源于子夏所传的，经过谷梁子删定成书之后仍有不少改动，才出现抄袭的现象。所以，并不能因此证明它是成书于《公羊》之后。根据徐复观先生的考证〔11〕，汉初董仲舒的学说更接近于《谷梁》；而董仲舒据《史记》、《汉书》明载，是很著名的《公羊》家，不可能既专治《公羊》，又兼治《谷梁》。由此似乎可推测：在仲舒时代，《谷梁》已有专书流行于世。
    进而论之，根据《汉书·儒林传》所载，有《谷梁》在汉初的传人瑕丘江公，为争立学官跟董仲舒在汉武帝面前论辩《春秋》经义之事。关于这件事，《史记·儒林列传》中也有简要的记载。由此分明可见：《公》、《谷》两家在武帝时已经引起朝廷的重视，具有一定的影响。话说回来，倘若那时的《公》、《谷》之学还是师徒口耳相传，就不可能有那么多学者传习它们，并引起那么激烈的争论（在武帝面前争辩，作裁判的是丞相公孙弘）。再说，《公》、《谷》之学在武帝时既然已受到重视，为何《史记》、《汉书》都不知道它们是何时著于竹帛的，难道史迁、班固都是明知而不记？抑或是在他们生前，《公》、《谷》早已著于竹帛？
    另外，既然武帝时，《公》、《谷》两家已互相攻诘，为什么在此之后把《谷梁》写定成书的人还要抄袭《公羊》的文义？难道不怕《公羊》学家借此来非难《谷梁》吗？其实，如果在汉武帝之后还有抄袭之事，那么多位居显位的汉代《公羊》家是决不会错过良好的攻击机会的，而汉史并无记载此事。再说，西汉昭、宣时期《谷梁》的传人荣广、皓星公、蔡千秋、尹更始等已都是有史可查的名家，如果《谷梁》是在这时段里写定成书的，应该有其中的主要传人介入此事，而汉史也不时载。参照前面所论，应该可以推断《公》、《谷》早已著于竹帛，至迟是在汉初，而不是在汉代昭、宣时期。
    总之，通过对《谷梁传》来源、作者、写作时代的考察，我们得到了如下结论：它是源于子夏所传的《春秋传》，经谷梁子的删定成书后又惨遭秦火之厄，至迟在汉初用今文著于竹帛。可见，它不是一部伪作。
    注释：
    〔1〕崔适：《春秋复始》卷一《谷梁氏亦古文学》， 北京大学出版部排印本第二页。
    〔2〕《汉书·儒林传》。
    〔3〕《春秋传》在这里专指传说中子夏秘传的《春秋》经义， 是一部虚名的文本。
    〔4〕《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第一期。
    〔5〕参见洪迈《容斋随笔》（“续笔”卷十四“子夏经学”）。
    〔6〕近代学者大多是抓住《公》、 《谷》之间“有不少矛盾之处”，来论证它们“同出子夏的不可信”。
    〔7〕顾颉刚讲授、刘起釪笔记的《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
    〔8〕《经学通论·论〈公羊〉〈谷梁〉二传当为传其学者所作， 〈左氏传〉亦当以此解之》。
    〔9〕刘申叔《谷梁荀子相通考》，摘录于范文澜《群经概论》。
    〔10〕江侠庵编译的《先秦经籍考》中所载本田成之的《春秋谷梁传考》。
    〔11〕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卷三《原史·孔子修〈春秋〉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