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系统梳理
    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导论”中，郭沫若曾列一表格，说明“中国社会的革命”表现为“文化的反映”是什么。他认为，第一次“奴隶制的革命”，文化上是“诗书易诸书”（后来，确切地改成“卜辞及金文”）、第二次“封建制的革命”却是“儒道墨诸家”。这样的一个构思支配了他以后的研究，并取得了独创性的成果。
    儒家学派与孔子的作用是封建社会的一大文化系统，对于社会的发展是十分关键的。早在20年代，当郭沫若还是一位民主主义的革命青年，顺着“五四”运动的方向，对孔子与儒家思想予以很高的评价。他说：“我国的儒家思想是以个性为中心，而发展自我之全圆于国于世界，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不待言是动的，是进取的。”〔17〕自然，作为儒家思想的初创者--孔子是应该崇拜的。30年代初，他正式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指导，撰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时，正值中国大革命失败之后，有意识地在书中抨击大资产阶级和买办势力的反动思潮，因此，把儒家学说视为折衷主义的“骗局”。他说：“儒家的折衷主义是披着羊皮的豺狼，我们要提防这匹豺狼和他其余的同类，不要饱受他们欺骗。”〔18〕同样，周秦诸子和孔子，在他的眼里只能是游移于革命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折衷主义者。一褒一如，秦始皇夺取政权之后，首先即把“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史记·秦始皇本记》）这“豪富”是当年的大奴隶主，其中，很多商业人士。又载，把卓氏、程郑、孔氏这些使用着奴隶来冶铁的工商业家，也迁到咸阳以外的边远地区，像临邛、南阳等。这样的做法有力地打击商人力量，摧毁了奴隶制的残余。汉代的政权沿袭秦朝的政策。所谓“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史记·平准书》）同样打击“商贾”。班固在《汉书·货殖传》里更揭示了这帮工商业家，即奴隶主的残余的违法行为。他说：“蜀卓、宛孔、齐之刀间，公擅山川铜铁鱼盐市井之入，运其筹策，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皆陷不轨奢僭之恶。又况掘冢搏掩，犯奸成富，曲叔、稽发、雍乐成之徒，犹复齿列，伤化败俗，大乱之道也。”所以，极力打击这批工商业者是封建社会初期政府的重要任务。郭沫若把政权的巩固归结为地主与商人，也即奴隶主的斗争。这是具有见地的。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这种矛盾的最高形态又必然爆发社会革命。在封建社会里，这种革命的很大程度表现为农民的起义和战争。新兴的历史学刚刚崛起的时候，一批进步的学者就对封建社会的农民革命作了研究。“五老”又是突出的。郭沫若早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就很生动地描述古代第一次农民暴动。他说：“陈胜、吴广以铁的锄头举事，这是等于以铁器去征服铜器时代的秦兵。所以一些的农民佚徒、浪子流氓（后来，改为‘己人、奴产子’--笔者）终竟把秦朝的大兵大将克服了，这不是很有趣味的一个插话吗！”〔10〕可见，在考察从奴隶制转变成封建制时，他已经注意了农民起义的作用。1944年，正好是明朝政府的最后覆灭的三百年纪念，同时，也是明末农民革命成立大顺朝与失败的日子。郭沫若伏笔成书，写成有名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时轰动了重庆。此文给予读者不少的启迪，同时，也无端招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攻击。此文作为一篇学术论著，它的理论倾向和历史结论是比较鲜明的。他写道：“甲申年总不失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年。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崩溃了，而由于种种的错误却不幸换来了异族的入主，人民的血泪更潜流了二百六十余年。这无论怎样说也是值得我们回味的事。”因此，文章的主题正像他自己概括的：“《甲申三百年祭》是曾经引起过轩然大波的一篇文章。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同情了农民革命的领导者李自成，特别是以仕宦子弟的举人而参加并组织了革命的李岩。这明明是帝王思想与人民思想的斗争，而这斗争我们还没有十分普遍而彻底地展开。”〔12〕这样的意图完全符合40年代社会的主旋律。他利用一些可靠的史料，刻画了农民革命领袖的形象，并且，表明每次封建统治国家的灭亡往往是由于农民革命的结果。
    同时，他又深刻地指出了封建社会农民革命的领导者不可克服的缺陷，以至导向失败的经验教训。他说：“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基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象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13〕这支革命军后来一步一步地走到失败。郭沫若是这样来总结的：“大凡一位开国的雄略之主，在统治一固定了之后，便要屠戮功臣，这差不多是自汉以来每次改朝换代的公例。自成的大顺朝即使成功了（假使没有外患，他必须是成功了的），他的代表贬正好反映着他当时的学术研究受到社会斗争的政治倾向制约。40年代初，这种情况有了改变。他以科学的态度，把孔子与儒家学说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上去分析，给予公正的评价。他认为，孔子生在春秋末年，其青年时代，正好是奴隶制崩溃，封建制建立，处于上行阶段。这时的孔子是一位解放奴隶制和创立封建制的“前驱者”。孔子的思想主张是奴隶解放的要求在意识上的反映。他说：“他（孔子）虽然承继了前时代贵族所独占的文化遗产，但他把它推广到庶民阶层来了。”〔19〕首先，就是儒家学说的诞生。“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很大的变革，也是孔子的一个很大功绩。”〔20〕以后，继续扩大，儒家终于成了中国封建社会里最大的文化派别。孔子去世之后，他的儒家学说继续发展。郭沫若又撰写了《儒家八派的批判》、《荀子的批判》、《秦楚之际的儒者》，以及《论儒家的发生》，一一作了剖析。他还指出：“秦以前的所谓‘儒’和秦以后的所谓‘儒’，虽然在其本身也有传统上的关系，但那传统是完全混淆了的。所有先秦以前的诸子百家，差不多全部汇合到秦以后所谓儒家里面去了。”〔21〕他的这一结论引起史学界的共鸣，赞同者很多，非议者也不少。不过，他在这一领域所表现的大家风度，无疑是应该肯定的。
    关于墨家与墨翟的研究，郭沫若差不多是独树一帜的。小时候，他曾崇拜过墨子，20年代中，看法有了改变。1923年，他在一篇《读梁任公〈墨子新社会之组织法〉》中，明确地阐述自己观点。他说：“（墨子）不过是一位顽梗的守旧派，反抗时代精神的复辟派罢了。”〔22〕后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问世，这种提法更加贯彻始终。1943年，《墨子的思想》一文发表，一时瞠惑了一些朋友，引起延安和重庆的学者争论。第二年，《孔墨的批判》与读者见面，更把问题系统化。他认为：“把古代社会的发展清算了，探得了各家学术的立场和根源，以及各家之间的相互关系，然后再定他们的评价。”〔23〕从墨子的弟子所写的《尚贤》等十篇著作来看，墨子是坚决地肯定传统的鬼神，并主宰着自然界和人事界的一切。这是墨子思想的一条脊梁。在奴隶制转移到封建制的时代，墨子是维护王公大人的私有财产利益的。寻求墨子思想的核心是“兼爱”与“非攻”，这也就是把财产私有权特别神圣化了。在墨子那里，人民依然是过去的奴隶。他爱人就是爱牛马，一切以财产为转移。郭沫若说：“他（墨子）的思想充分地带有反动性--不科学，不民主，反进化，反人性，名虽兼爱而实偏爱，名为非攻而实美攻，名虽非命而实皈命。”〔24〕墨子的思想在春秋战国时代盛行一时，几乎成了中国独特的宗教领袖。秦代以后，墨子思想逐渐消落。而到汉初，已成了儒家的“附庸”了。郭的看法未免偏颇，但作为一家之言，在史学史上是值得提到的。
    老子与道家思想的探索也是有特点的。早在20年代，郭沫若就以“革命思想家”来称道老子这位先驱。1923年，在《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一文里， 他说：“我们在老子的时代发见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Renaissance（即文艺复兴），一个反抗宗教的，迷信的， 他律的三代思想，解放个性，唤醒沉潜着的民族精神而复归于三代以前的自由思想，更使发展起来的再生运动。”〔25〕《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依然重复了他的论点。40年代后，他研究了古代社会的阶梯之后，对于老子有了新的认识。老聃学派产生于春秋末年，这时部分有产者或士，已经是饱食暖衣，不愿案牍劳形，总想长生不老，采取一种避世主义的态度，力求与现实脱离。他们的宇宙万物和超现实的本体观，再加上隐退生活的优越，都成了重要的理论根据。这些新式的观念，也就是“道”学，其倡导者乃是老聃，后有杨朱。最初，由于这种思想只能满足少数有产者的需求，没有大众的基础，所以，不能像儒、墨两家迅速发展，也不曾蔚然成为一个学术界的潮流。可是，到了齐国的稷下时代，道家兴起，三派先后并驾齐驱，使先秦思想更加多样化和深邃化。为此，郭沫若发表了《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以及后来的《庄子的批判》、《韩非子的批判》，比较有说服力的探讨了道家的始末。他认为，宋钘、尹文派大约是杨朱的直系，在学术史上有连锁作用，以调和儒、墨两家的态度而出现。慎到、田骈一派是把道家的理论朝向法理方向发展；关尹、老聃之派才是道家的正统。我们在这里看到，“道”被认为是唯一的，本身恒久不变的；有时可以演化为天地万物，使之有存亡生死的盛衰。但是，即使天地万物消失了，而“道”还是永存的。因此，关尹的“道”观念其实是很幼稚的，只是把从前的人格神还原成浑沌而已。道家的本身是站在个人主义的立场上，把人民当成了玩具。这一派的老聃、关尹实际上是旧时代的遗孽未除，又加上他们对新时代统治者效忠，更进一步便否认一切文化的效用而大开倒车。郭沫若还说：“魏、晋以后更得到印度思想的支援，于是乎道家思想直可以说垄断了二千年来的中国学术界；墨家店早被吞并了，孔家店仅存了一个招牌。礼教固然吃人，运用或纵使礼教以吃人的所谓道术，事实上才是一个更加神通广大的嗜血大魔王呀。”〔26〕这一结论基本否定30年代以前的观点，力争把它放在更科学的基础上，无疑是正确的做法。
    此外，在先秦诸子中，他还研究了前期的法家思想、名辩思潮等，都有一定的深度。在此，不须一一例举。40年代的研究，正像他自己所说：“在这里把古代社会的机构和它的转变，以及转变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可算整理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轮廓。”〔26〕这“完整的轮廓”就是关于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初期的文化意识形态的“体系”。这“体系”也成一家之言，影响了学术界。
    以上三个方面问题的简单回顾，说明了郭沫若在中国历史学的形成和发展期，对于封建社会史论，尤其是它的初期有过一定的贡献。当然，相比之下，关于中国奴隶制的论述是他的强项，以这个社会的开端、初步、兴盛、末期，一直到转化，都有一整套的理论说明和资料积累，所以，在评定他的成就时，硬要把两者同等的看待，当然是不妥的。拙文的目的只是对所谓郭老“还没有建立自己的体系”的说法发表看法，期待着现代史学史的研究更有一个合符实际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