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之间合作的基础
    三十年前，历史和政治学仍属同一学科。它们分裂的主要原因是那些对精确政治分析感兴趣的学者们认为历史学研究的重点太宽泛，过多描写和注重年隔遥远的事件，很不利于新学科分支的发展。至今，大多数历史学家仍认为把那些想创立政治学科学研究方式的人清除出他们的学科是件好事。
    今天增进两学科合作的主要障碍来自历史学家的性格和观念。历史学家刚愎自用、独立性极强是众所周知的，他们强调对事件中每个能设想到的方面和原因都应作调查，认为事实与解释是不可分离的，任何模式只能解释一种特定的情况，固定于某种形式的历史是不存在的。历史学家很少自愿组织研究小组，一旦被迫那样做了，他们也会把工作分成若干能单独完成的部分，而最终这些部分之间没有多少联系。所有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任何一个有才华的历史学家成了低劣的合作者。
    但是某些意识倾向和职业培训带来的局限性开始解体了。历史学界存在的问题以及在市场竞争中的困难（竞争学生入学率和毕业后的就业率）迫使历史学家把他们的课程和著作变得更适合一般公民的兴趣和喜好。外交史逐渐地研究起近二十年的事件来，并采用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如：心理研究、计量分析和决策理论。他们努力把历史与当今的局势相联系，并试图概括出能解释更多孤立事件的普遍性规律。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史学家喜欢在高度分析性资料的范围内进行研究，只要分析方法允许他们对广泛的资料作全面的分析。因此，目前的发展表明历史学家与国际事务研究人员合作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
    在政治学家看来，增进学科间合作的困难也在减少。政治学家对行为主义方法的狂热迷恋已经消退，尤其在国际关系学者中。许多人正在寻找新的研究方法。在已经出版的著作中和一些学术讨论会上，大量的事例表明政治学家很喜欢在他们的研究中采用认识心理学的方法和数据以及历史材料中的实证。
    目前，历史学和政治学两学科间真诚合作的基础已经萌发，合作研究的希望之路已经出现。然而，我们还须作一系列的新研究，以便国际关系学者从中完善他们的模式和对普遍问题的分析，从而能在广泛的案例研究中对差异与共性作出正确估价。
    尽管两学科的合作对提高历史和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质量非常有利，但是要使研究结果对决策者有用，还需满足其他的条件。首先是要弄清要为决策者提供什么样的历史例证和分析。
    历史在政策形成中的运用
    历史对决策者的用处表现在通过研究以前性质相同的案例加深他们对现今问题的理解。在与苏联的军备竞赛战略的决策过程中，华盛顿的官员不得不在对他们对手的目标和动机仅有粗略估计之后，便在一个极为复杂的技术领域里作出反应。如果能以针对具体问题寻找特定历史资料的方式对以前的军备竞赛作扼要的分析，比如分析1914年以前英德海军竞赛和1941年以前日美对峙，那么，他们设想的可选择范围将大为增加。这类研究能够考察可供选择的方案、决策的动机及双方意图沟通的准确性。这一研究的结果比我们目前所知道的要全面的多。如果把研究恰当地集中到今天苏美军备决策方面，就能确定过去的案例与今天的情况的共同点和差别。
    按新方法进行的历史研究，能使决策者由于共鸣而感到今天国际环境中的各种因素并非前所未有、独一无二的。虽然以前的事件难以与当今的事件完全相同或者提供可遵循的具体行动方案，但是，与过去事件和局势相同的因素确实出现过。深入的研究也能使决策者避免笨拙地根据历史事件作类推这一极为普遍的作法。这些研究将为重要的决策程序提供一系列信息，如潜在参与者的情况、相关联的事件和意外的后果等。它们象是灵敏的探测仪器一样，历史学家能够概括形成国家外交风格和行为方式的历史细节和趋向。
    关于核时代是否前无类此的专门研究，对我们弄清核武器的军事和政治价值是相当有意义的。许多社会科学家和政策分析家，尽管不是直接研究核武器的，但他们接受了关于1945年是国际事务根本转折点的观点。他们同意这种观点：极少数国家手中掌握的这种毁灭性武器意味着1945年以前的历史事件不可能为以后的事件提供有关的预测。他们认为核武器的出现标志着火力方面的量变如此之大，以至于发生了实际上的质变。与此相关，美国1945年至1965年期间的大多数决策者显然都是按照核时代是史无前例的时代的看法行事的。然而，虽然我们没有验证，但是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说这种观点是指导冷战的整个复杂思想体系的一个部分。
    大量的事实表明，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核时代的国际行为与以前时代的国际行为并无区别。我们主要核对手的行为从来没有表明核武器与常规武器有什么质的不同。即使是在极为特殊的古巴导弹危机中，苏联退让的原因仍可以解释为是由于美国在加勒比有占绝对优势的非核海空力量和美国答应撤除在土耳其导弹的政治保证。当两个超级大国达到核平衡之后，华盛顿的领导人便接受了这样的事实：核武器只能在外交领域中作为谈判的讨价还价工具。要是他们重温过去二十年的历史，也会发现，尽管“大规模报复”喧噪一时，就是在美国拥有核优势时期，核武器的作用也只不过是大致如此。今天我们的战略体系是根据核武器不使用或使用的可能性仍很遥远而设计的。现今的决策者会发现今天的情况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国际政治局势之间的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至今几乎没有学者采纳这种新观点，行政部门和国会的领导者仍不时地回到核灾难的旧观点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