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进历史的应用对未来的决定作用
    这一战略的基本目标是要表明历史在政策制定中的价值。目前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学科的状况告诉我们，它们能为决策者提供十分有益的帮助。当决策者们认识到这些好处后，他们会更依赖历史研究的方法和资料。如何使决策者获得这样的认识已经成为学科研究目的及其贯彻的一个基本问题。在这方面，如果学者们能根据决策者的特点和需求进行研究，历史对于政策制定的价值便能增加。
    为了适合决策者的需要，社会科学研究必须简明扼要，紧密联系当前的问题，提供更详细的背景材料和更多其他的参考资料。学者们必须具体说明他们的研究成果与决策者们考虑的极有限的选择方案之间的联系。首要的、最基本的任务是提高有关国际事务著作的普遍质量及与政策的联系。这项工作也许不会象当初想象的那么艰巨。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1975财政年度政府机构组织了大量的对外研究。这些研究的规模是全球性的，目的不是为近期情况服务的。因此，要在这项工作中取得在质量和联系性方面的重大进展也将会是容易的。
    要想影响未来，学者们必须依靠广泛的历史背景来研究和分析当前的政策。比如，卡特政府公开表示过武器出售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并增加了战争的可能性，以此为例，应该对十八世纪以来的军备竞赛作一研究，看看军备水平的增长是加剧了冲突还是起了相反的作用。我们也应在过去几十年变化的基础上提出对将来的预测。而且为了阐明与其他国家的区别，我们应该对一些事件作比较研究，因为这些事件把国家价值观，国家风格、保护利益的手段和解决问题的方法等问题孤立起来了。
    为了顺应高级官僚阶层依赖行政纪要、并受到时间紧迫性和需要立即决策特征的一定影响的情况，每一项综合研究，都应写出一份不超过两页纸的报告，其主要的论点简明扼要，没有太多的行话或方程式，点明与当前问题的关系以及建议采取的行动。这样的概述报告是获得决策者承认和重视的主要工具。只有在研究被证明是令人信服和有用的之后，才需看详细的研究报告。
    最后一项任务就是把对历史仔细观察的见解转达给决策者。实现这一任务的最直接方式是由政府组织对外研究项目或是学者以顾问和契约人身份承担研究项目。不属政府范围内项目的学者们可以把他们研究的概要交给与对外研究或学术界有关的官员，也可以交给对某一具体问题感兴趣的国会议员或拨款委员会的委员。为了让决策圈人士了解他们的观点，社会科学家们可以投书报社和各种杂志刊物。例如：《外交政策》、《国际安全》、《环球》和《华盛顿战略和国际问题评论》，等等。在此有必要提及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克·曼斯菲尔德的经验。他发现能使林登·B ·约翰逊知道他的观点的唯一方法就是去到离国会至少一百英里的某一地方发表一次讲演，好让《纽约时报》或是《华盛顿邮报》报道一番。
    一项期限更长的解决传达问题的方式是鼓励学历史的毕业生到官僚机构中去任职。他们能把历史分析方法应用到工作中或是对别人工作的评价中。我们必须认识到，鉴于象卡拉克·克利福德和W·艾夫里尔·哈里曼这样的-些官员的长寿，鉴于人类对重新提及过去一些不成功的事件的敏感性，在一些争论中要提到某些历史教训的潜在代价是很高的。在这种情况下这批年轻的官员也许愿意采用特工人员的技术，充当一名“鼹鼠历史学家”，把匿名的历史分析政策报告在夜深人静之时放到他们上司的办公桌上，或者以已受时间检验的方式行事--向报社泄漏上述情况报告。
    我们的最终目标是依靠未来几十年中的决策者，让他们象学生在课堂上一样汲取历史研究所归纳的教训。继约翰·肯尼迪之后，美国总统中再没有一人是位用功的历史系学生。今后出现这样一个人的前景不太乐观。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自1961年以来都是由受过严格历史分析训练的人担任的，但是人们必须注意到许多社会科学家对那些由他们身居要职的同事们制定出来的政策很不满意。
    尽管我们不指望这一战略的组成因素能在不久将来成功地改变政策的性质，但是，它们是很有希望在短期内取得显著进展的。并随着美国人民和他们的领袖逐步接受美国不可一世的时代已经过去这一观点，采纳以前的经验以及其他民族的经验的潜力将大大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