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黄敏兰同志《评农战史专题中的严重失实现象》一文，感触颇深。由此想到，对建国以来的中国史学史进程进行实事求是的清理和总结，实在非常必要。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对于历史研究来说，也具有同样意义。如同大家所知，建国以来中国的历史研究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存在不少教训，这不仅在农战史领域是如此，在其他分支领域也同样如此。
    无论研究者达到的程度如何，历史研究的目的是求真，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共识。如果研究失真或者“失实”，甚至是“严重失实”，无论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这个研究或者研究领域就应该给予否定性的评价。从黄文来看，尽管没有明确指出，但仍可看出作者对建国后的农战史研究基本上采取了否定的态度。
    既然历史研究的目的是求真，那么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应该就是实事求是。作者在指出以往农战史研究中的许多失实之处的时候，自己的文章中也同样存在着失实之处，以这样的文章对以往的学术史进行总结和批判，难免会使说服力受到影响。
    本文并不试图对建国以来的农战史研究进行全面的评说，这里只想就黄文涉及的一些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黄敏兰同志及其他史学界同行。
    一 关于农战史研究的学术意义
    农战史研究在建国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历史研究中的“显学”，自然有其政治方面的原因。关于这一点，应该说是不争的事实，而且黄文以及其他有关文章已经不断提及，这里毋庸赘述。实际上，对于熟悉中国现代史学史的人来说，都会知道，“五朵金花”中许多问题的提出，都有政治方面的背景。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等，都与30年代社会史大论战有直接的渊源，而那场大论战又源出于人们对当时的中国向何处去的关注。尽管这些讨论具有相当浓厚的以欧洲历史发展道路为参照系的色彩，讨论中存在着教条主义的、简单化的倾向，但毕竟是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以及发展阶段的宏观思考，体现了在与西方历史比较的基础上、在世界史的范围内研究中国历史的初步意识，其学术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无论一个问题的提出是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还是出于纯粹学术性的考虑，只要这个问题本身的确具有意义，它就值得花大力气去研究。在这个前提下，一部分研究成果有可能受政治影响较大，出现了较大的偏差〔1〕，但也有相当多的成果尽量摆脱政治上的影响， 而主要从学术上来研究问题，这既出于在一个不太正常的年代里学者们所保持的严谨学风，也反映出某种无可奈何的态度，对这种态度，我们大家都能够理解。
    比如说，对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热烈讨论究竟有没有意义呢？当然有。因为对历史进行阶段性的分析研究，是历史研究领域日益科学化的体现，否则的话，我们还只停留在按王朝来划分历史的陈旧水平上。但是，由于政治的影响，使人们的研究局限于什么时期属于奴隶制，封建制自何时开始的讨论中，这样虽然聚讼不休，却最终没有一致的结论。当人们逐渐抛开政治的影响时，人们就可以从完全实证的方法出发，看看中国古代究竟是个什么社会，它的变化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性质，而不再拘泥于论证它的奴隶制或封建社会形态。于是后面的讨论就成为前面的讨论的合理延续。
    再比如说，对所谓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有没有意义呢？无疑也有。其意义并不在于论证了在中国历史上的某个时期出现了西方式的资本主义萌芽，而在于通过讨论，对宋以来、特别是明中叶以来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手工业、农业，以及区域社会经济（主要是东南沿海）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近年来在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方面取得的累累硕果，不能说与当年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没有关系。
    以上所说，无非是想说明，建国后热烈讨论过的一些问题无论是从发起的原因来说，还是从具体的研究过程来说，都存在很多问题，同时也存在不少成绩。对这些，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平心静气地加以总结和分析。就农战史而言，它之所以成为相当长时间讨论的热点，除了在现实生活中过于强调阶级斗争所造成的影响之外，还在于农民起义这一现象虽然世界历史上并不罕见，但其频繁和规模，以及它在中国王朝史上所起的作用，却是绝无仅有的。就此而言，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所说的那句话，应该是经得起检验的。
    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就应该知道，中国的农民起义次数多、规模大、作用显，是中国王朝史的一个特点，它恰恰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规律，与欧洲中世纪社会的性质和特点完全不相同”。尽管我们承认，对于以往被认为是农民起义或农民战争的那些事件，有必要进行重新梳理，有些完全应该从农民起义中剔除出去，但毕竟以农民为主体的造反起义，还是构成了中国王朝史、而不是其他国家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内容。尽管问题提出的出发点不同，但它在“五朵金花”中，是唯一一个纯粹有中国特色的问题，这也正是它的学术价值所在。
    无独有偶。如果说研究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是近年来中国史研究者的一个共识的话〔2〕，那么研究下层民众的历史， 也是国际史学在二战以后的新动向。可怜同时也可贵的是，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我们的史学界只有农战史研究与这一新动向符节若合。尽管只是一个侧面，但毕竟还是有对这一领域的贡献。
    以上所论，并非直接针对黄文，因为黄文中也没有明确认为农战史研究本身就没有意义。但是，既然这项研究有其意义，就不可能尽是“严重的不足与失误”。既然40年来，关乎此出版了300多部著作， 4000多篇论文，那么，存在着黄文所举失误的占多大的比例？黄文作者在撰文之前是否翻阅过它们的大部甚至全部？从文中所举的作品来看，没有超过10部（篇），即使退一步说其中确实存在“失实”的问题，黄文的指责全是对的，是否以此就能得出文中的结论呢？黄文似乎是反对存有先入之见，主张在广泛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以事实说话的，但自己就没有做到这一点，实在令人遗憾。
    二 关于理论误导的问题
    黄文最重要的论点是，以往的农战史研究中存在所谓理论误导的问题。这个理论就是人们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所以农民起义的原因就是地主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同时，起义者的阶级成份是贫苦农民，战争也就具有了革命的性质。黄文认为这样的理论是错误的，因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皇帝官僚集团与该集团以外的全体社会成员的矛盾”，所以起义“在很多情况下是社会各阶层的起义，或者是由各阶层共同参与的”，即便是纯粹的农民起义，当其规模扩大为战争时，“则必然形成全社会性的战争”。故而结论是：一，中国古代有农民起义，却没有农民战争；二，既然是各阶层共同参加的起义或战争，那其中就不必然存在革命性。
    黄文针对以往比较强调地主阶级与贫苦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的这一现象，提出应该注意最高统治者与一般地主阶级（即黄文所谓“庶民地主”）或非身分性地主或地主阶级“在野派”之间的矛盾，此言极是。说赋税和徭役“是皇帝官僚集团对全体平民的压迫和剥夺”，无疑也是正确的。但是，黄文在以下几个问题上的观点却值得推敲：
    首先，说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与黄文说的皇帝官僚集团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的矛盾，并不相互对立、水火不容的。在一般研究者这里，前者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因为中国是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农业人口始终占总人口的大多数，所以尽管还存在其他各种社会集团，但将其下层阶级或被统治阶级笼统称之为“农民阶级”，并非完全不能接受，这里尤其要包括数量较大、但十分不稳定的、易于分化的自耕农阶级。而皇帝，再加上官僚集团（即身分性地主，但这里既有大地主，也有中小地主），本身就构成了地主阶级的主要部分。在历次起义或者战争之中，既有各个阶层参加的反抗国家暴政的情形（比如秦末农民战争、隋末农民战争），也有贫苦农民反抗一般地主剥削压迫的斗争（比如明末江南地区的“奴变”、清代农民反增租夺佃的斗争等），这样用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来概括这个基本矛盾，也不能说就一定不对。就我所见到的农战史论著中，也没有什么人否认这一些起义中成员的丰富性，或是否认一些战争的矛头指向的是国家当朝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