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关于冷静平实的学风 关于黄文的出发点,笔者倒是给予充分肯定的。因为此文的目的无非是提醒人们在研究中要更加实事求是,不要不加分析地为某种政治理论作注脚,以至导致失实的结果,这实际上是在提倡一种冷静平实的学风。但是黄文的目的却未能达到,因为它在提出批评的时候显然不够冷静平实,以至一些结论和论据经不起验证。 比如说,有一些问题,明明是纯学术探讨得出的结论,黄文偏偏要说有政治性的考虑,这就有些令人啼笑皆非了。比如文中提到张献忠曾在明军中服役的问题,有的学者经过考证,认为比较可疑,这绝不是出于什么阶级感情的问题,因为即使承认他参加过明军,也并不妨碍他的低下身分,而且当时有很多哗变的士兵投入农民起义队伍。同时,怀疑他有明军经历的学者,同时还承认李自成作过明政府的驿卒,士兵与驿卒有多大的区别呢?此外确凿的史料证明,决黄河水灌开封的恰恰是明官僚,不是李自成农民军,所谓“绣衣使者出奇算,中夜决堤使南灌”〔5〕。为什么黄文偏要相信某些伪材料的记载, 而说这些学术上的见解来自“现代阶级分析的推论”呢?我想,黄文可能是出于对前若干年史学研究中的简单僵化错误的义愤,意欲把一切“冤案”都翻过来,但实事求是的原则,怎么能凡以前说白的东西,现在都说成黑呢?这不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了吗? 如果是这样考虑问题的话,可能还有一些问题会被纳入黄文的思维模式。一个是毛泽东同志曾说过“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因此流寇主义就被说成是这两次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按说,如果从“阶级感情”来说,怎能对这两次伟大起义做如此评价?如果不以上述结论为准,是否又会犯更严重的错误?但有的学者正确地分析说,流动作战是农民起义前期的必然战略,流动作战并不等于流寇主义。大顺军建立政权之后,并非不注意建立地方政权,说其因“流寇主义”而失败并不能成立。那么这种由学术探讨得出的结论可以被归因为“错误理论的指导”呢,还是“阶级分析的推论”呢?另一个是所谓李自成进北京后贪污腐化以至失败的问题,这是经过认可的《甲申三百年祭》的主要观点。而有的学者在大量史料分析的基础上,基本否定了这一说法,认为其迅速败亡的原因一是“追赃比饷”等措施导致地主阶级的严重不满,失去他们的支持;二是战略失误,未在北京附近部署足够兵力,以至在极偶然的情况下被清兵与吴三桂的联军击败。这种大胆的不同于成说的见解,是否也可以说成是对农民起义的偏袒维护呢? 出于同样的情绪,黄文在正确地强调了政府与庶民地主之间矛盾的时候,把这样一种观点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文中说:“庶民地主受官僚剥夺的程度远远超过了他们自己对农民的剥削,同时官僚地主对庶民地主的剥夺的程度也大大超过了对一般农民的剥夺。原因很简单,地主的财产比农民多,更值得掠夺。剥夺上一个富户可顶剥夺十个甚至上百个穷人。”笔者怀疑这个结论只是一种没有经过事实论证的臆测和推论。理由很简单,第一,自从科举制实行以来,庶民地主一直是官僚地主的后备军。在明代,只要有了功名就成为缙绅地主,就有了优免特权(连吏员都有优免),二者不可能是那种恶狠狠的对立关系;第二,政府要对这些人进行剥削,但并非始终是剥夺,为什么政府常常要维持较大数量的自耕农?就是为了维持剥削,保证赋税来源,如果连地主都剥夺光了,自己也就垮台了,在朝派也不都是傻子;第三,历朝历代的徭役和人头税(丁赋或者丁银)总是存在,很沉重,而且是按户丁征派的,这首先对无地少地但人口可能多的贫苦农民是沉重负担,对地多人少的地主有所照顾。正因为如此,历代的徭役制度才总是很混乱,贫苦农民才总是大量逃亡。而张居正的一条鞭和雍正以后的摊丁入地正是因为改变了按人头收税的原则而按土地征税,才引起了一些地主的不满,有助于工商业的发展。怎么就一定能说一般农民比地主受政府的剥削轻呢?第四,租佃地主无疑要向政府纳税,而佃农是不用的,他们只要向地主交租就可以了。地主向政府交的税从哪里来呢?从佃农交的租中来,但如果地主收取的租额不高于他们向政府交的税额的话,地主不就要破产了吗?即使二者相等的话,地主也没有什么可剥削的,只是作了个过手财神而已。这里仅举一个数字,明代苏松赋税最重,中期约亩税一斗七升三合,比全国亩税重三倍多;明末二斗三升三合,比全国重五倍多,“而私租之重者,至一石二三斗,少亦八九斗”〔6〕, 后者是前者的五倍以上!何况官赋是定额,而私租往往采取分成的形式,剥削量就有可能更大。 至于黄文中关于“暴力文化”的说法,对于史料中“盗贼”、“民”等等的界定,都还是可以商量讨论的事,未可简单地下结论。笔者对于文中提到某些问题,限于知识,也不敢妄加评论。这里所希望的,是我们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一定要有冷静平实的学风,一定要实事求是。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既不要抱残守阙,为尊者讳,也不要矫枉过正,走向另一个极端。这样的理想,本文也许也并不一定做到了,这里只是希望拿出来与黄文的作者、与所有的学术界同行共勉。* 责任编辑注:黄敏兰“评农战史专题中的严重失实现象”一文见本专题1996年第2期28页。 注释: 〔1〕参见《中国历史学四十年》苏双碧文以及白钢《中国农民问题研究》第68至70页。 〔2〕参见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 〔3〕白钢:《中国农民问题研究》第71页。 〔4〕《圣教入川记》中译本第26页。 〔5〕陈之遴《浮云卷》卷4。 〔6〕顾炎武《日知录》卷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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