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以及两者截然不同的历史使命，罗素关于把历史分为“大型的历史学”和“小型历史学”的观点对我们也会有所启发（尽管罗素本人对“大型历史学”独有钟爱）。他说：“两者各有其价值，但它们的价值不同。大型的历史学帮助我们理解世界是怎样发展成为现在的样子的；小型的历史学则使我们认识有趣的男人们和女人们，推进我们有关人性的知识。从一开始，对两者的学习就应该同时并进。”〔8〕在这里广大史学工作者理应引起足够重视的是， 史学的通俗和提高同等重要，绝无舍弃其一之理。问题在于，史学界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把二者放置同一起点上使其“同时并进”的。
    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与其它所有的学科一样，普及和提高同等重要，二者不是对立的。我们认为，科学家和历史学家同样肩负着普及与提高的双重使命。任何一门科学都有普及和提高的两个方面，二者无贵贱尊卑之分，孤立地强调或突出某一个侧面都是不正确的。离开了提高的普及，普及将是低层次的；同样，离开了普及谈论提高，提高只是空中楼阁。
    通俗史学作为史学的普及，高层次研究作为提高，两者理应能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二者并行不悖相互促进，才能创造出史学发展的最佳环境。关于通俗史学的发展与提高，中国古代的通俗史学可资借鉴，当代著名史学家吴晗先生堪称楷模。吴晗先生明史造诣相当高深，著述颇丰，但他对史学普及的贡献同样功不可没。他的《朱元璋传》，以及他主编的《历史常识》丛书，不仅是当时极为盛行的佳作，即使在今天也是佳品。吴晗先生的事例说明，大学者对通俗史学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更大。通俗史学的发展要求参与者的学识不仅专业化，而且要高深。只有这样，通俗史学才能与理性化史学交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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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提倡专业史学工作者参与通俗史学的发展时，不能不对庸俗史学视而不见。通俗史学与庸俗史学只有一字之差，且都突出“俗”的特征，但它们之间却有天壤之别。通俗史学雅俗共赏，通俗不媚俗、不低俗；而庸俗史学假史学之名，行庸俗、低俗、媚俗之实，早已背离了史学的科学性和严肃性。庸俗史学是史学工作者所不能容忍和接受的。
    然而，今日之中国文化市场，不能说庸俗史学泛滥成灾，也应说充斥各个角落。庸俗史学滥觞于90年代中国文化市场和文化传媒中的平庸文化日趋低俗的倾向，以及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从影视剧作中刺激性的“爱情镜头”，到书摊上改头换面的性文学杂志、小报；从急功近利、追钱逐利，到“何不潇洒走一回”、“过把瘾就死”；从一身名牌“包装”的老板巨富，穿金戴银、奇装异服的大腕名星，到疯狂一时的“追星族”……；这些心态扭曲、价值扭曲的文化现象造就了时下中国公众精神生活的浅层次，人们对生活价值、幸福的理解、追求享乐均与文化市场上廉价的精神食粮关系密切。文化市场上被“炒”红走俏的作品，思想内涵深沉者并不多见，相反却是那些对原始本能赤裸裸的描述。种种类似不良现象不仅冲击着健康文化的进步，也产生了令人忧虑的负面影响，即相当一部分人理性和信仰的缺失。在这样的文化背景潮流之下，庸俗史学获得了“大显身手”的机会，在文化市场上“游刃有余”：如果文化市场上需求“性”产品，便大书特书中国古代“房中术”，古代帝王如何驾驭“三宫六苑七十二妃”；宦官名妓、嫔妃偷人、皇后养面首亦当为首选内容；军阀武夫的私生活也会被绘声绘色地描述一番；如果人物传记走俏，那么便有人在漫无边际的史海里，择选一些野史绯闻，甚至一些不着边际的传说也掺进书中，让人去信以为真，一些历史上的奸佞之徒，已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人物也被安插进了“名人伟人”之列；即便是早已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人，也被他们封为“中国近代化的先驱者”、“改革开放的开拓者”〔9〕……总之一句话， 只要有人“炒”，便有人推波助澜。凡此种种，庸俗史学大有“用武之地”。迎合文化中的小市民化、庸俗化倾向成为庸俗史学的“义务和责任”，无论什么样非理性的东西，无论是否早已定论的历史糟粕，庸俗史学都可根据市场需要，在史海里找到题材和理由。如果说庸俗史学随心所欲地对待历史，那么还应当确切地说是重点选择了历史上的陈腐与糟粕，以历史的垃圾冒充了历史的主人。且不说与唯物主义史学相差多远，许多内容在封建时代也为人们所不齿，今天却能堂而皇之地披着历史的外衣招摇过市。至于那些东拼西凑、错误百出的作品或出版物，以及纯粹以赢利为目的时髦“产品”，不仅毫无价值可言，更会产生许多人们不愿看到的负效应。这种不正常的倾向反映了时下中国通俗史学概况之斑。
    我们也许无更多的理由对庸俗史学的“热门题材”全盘否定，但庸俗史学产生的负效应是有目共睹的。与我们倡导的通俗史学相比，庸俗史学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之处：第一，没有揭示历史的本质和规律性，英雄史观、因果报应、封建伦理纲常等有悖于历史本质和规律性的东西占居了主席，而历史的主人、历史大势却居于次席。至于那些受制于利润和效益的作品，只能专挑刺激性、热热闹闹的部分，断章取意者有之，有违历史真实性者亦有之，因此，广大公众作为接受者接受的不可能是历史的本来面目。第二，缺少科学性和严肃性。我们这里所讲的科学性和严肃性指的是庸俗史学缺少科学和严肃的态度，不能认真地对待历史，许多作品不仅与历史事件本身风马牛不相及，而且有些历史事件、人物经过“加工整理”后，或面目全非粉墨登场，或平添了许多无可理解的附会之处。特别是那些以丑为美、以色情凶杀为主题的作品与历史本身搭边界甚少。这种披着史学外衣的“伪史学”不应与历史为伍。科学与严肃并不意味着不可通俗，也并不是说让人扳起面孔，但忘记了史学对公众的教育意义，把历史的糟粕视为历史的主流大加宣扬、大作文章无疑是对历史的曲解。第三，基于以上两点认识，我们不得不认识到这种负效应的危害性，而最为直接的危害是给那些无太多批判、分析能力的人留下错误的导向，会使人误以为历史不过是乌七八糟的大杂烩，后宫的奢糜、帝王的淫乱、清宫的“高大全”、平民百姓的一文不值是构成历史的要件。因此，庸俗史学不会提高公众的文化品位，不会充实人们的思想，只能对“文化滑波”起推动作用。
    庸俗史学“异军突起”与整个文化氛围、文化走向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具体分析，我们不能不对文化市场上的低俗化趋势提出异议，对“炒”文化提出异议。无可置否，庸俗史学对文化市场的占领从空间到时间都是迅速的，大有不可阻挡之势。这其中一方面的原因是由于娱乐性文化对理性文化的冲击和取代，另一方面则是由利益和利润的驱使，形成了文化市场需求什么，庸俗史学即可出台什么的种种潮流。
    论及“炒”文化与庸俗史学的关系我们不能不涉及另一时髦的“包装”文化。不知何时何日“包装”一词在国人中流行开来，用途日益广泛：产品要包装、歌星要包装、老板巨富也要包装，文化也当然被包装起来，仿佛一俊遮百丑的包装可以展示深刻的思想内涵。“包装”如此时髦，主要原因在于对公众的诱惑力。和传统史学相比，庸俗史学也刻意外“包装”，以加强对公众的诱惑。但值得注意的是，借助于外“包装”的庸俗史学不免会出现“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现象。毫无疑问，令人费解困惑的“炒”文化与“包装”文化为庸俗史学的发展提供了多方位的条件和动力，史学界不能对此熟视无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