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述村中孝次、矶部浅一、香田清贞、安藤辉三、栗原安秀等人，平素观察我国目前状况，认为内政外交皆萎靡不振，与紧迫的国际形势相比，军备显著匮乏；加之农村、山村和渔村穷困、中小工商业者等疲弊皆达到无以复加地步，因而对皇国前途不胜忧虑。此种状况皆因政党财阀及其他所谓特权阶级相倚相护，恣意谋求私利私欲，紊乱国政、丧失国威所致。他们痛感为实现一君万民的皇国本来面目，必须立即打倒此等特权阶级，革新国家。于是在军内以同志形成横向结合，努力于酿成断然实行所谓昭和维新（52）之时机。恰值村中孝次、矶部浅一等参与其阴谋叛乱事件，妄为印发不轨的《关于肃军意见书》，于昭和十年八月被罢官。然其运动日益发展，因围绕天皇机关说（53）而发生的国体明征运动的发展而更加炽热化。此时恰好更迭教育总监（54），他们闻听有关此事的部分消息，便主观臆断确信有侵犯统帅权之事实，愤激于此，遂引起同志相泽中佐杀害永田军务局长之不祥事件。然而他们却感动于此举，断定在侵犯统帅权之背后有部分重臣财阀阴谋策动。此等重臣乃是伦敦条约（55）以来竟然再度侵犯兵马大权的首恶，且常侍君侧，乃遮蔽圣明之奸臣，遂决心从速对此等重臣财阀加以天诛，并以此为契机实现所谓昭和维新之目的。自昭和十年十二月时起，他们即认为有于第一师团赴满（56）之前举事的必要，并着手其准备，利用公审相泽事件，宣传侵犯统帅权问题，所谓特权阶级的腐败堕落内情、相泽中佐的崛起精神等，以吸引社会舆论的视听，促进同志的决心，同时稳步推进其实施计划，以便纠集近卫师团及第一师团的部分偏激青年军官等，违背皇军本义，借用兵力，袭击和暗杀内阁总理大臣冈田启介、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内大臣斋藤实、侍从长铃木贯太郎、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公爵西园寺公望、前内大臣牧野伸显等，占据帝都枢要之地，断然实行所谓昭和维新。
    然而，被告西田税以昭和九年十一月村中孝次、矶部浅一等同志因此阴谋叛乱事件（57）而被捕为由，断定军内有反对派，此乃反对派勾结外部不纯势力，为镇压该人等的所谓维新势力而策划的阴谋。被告诽谤当局的措施，同时竟使上述该人等对诬告提出控诉。昭和十年四月前后，向各地同志发出树起锦旗，向讨幕（58）迈进的指令，作为对此等反对势力之斗争方针。继而于同年七月，引起教育总监更迭问题，被告综合村中孝次带来的所谓三长官（59）会议内容及通过出口一太郎得到的大正二年（60）《省部有关业务担任规定》（61）以及昭和二年三长官协议制定的《省部关于人事的备忘录》等，即主观断定该人事调动背后有所谓重臣军阀令人可怕的阴谋策划，且该军阀之中心为永田军务局长。以林（62）陆军大臣为其傀儡，终于侵犯统帅权，使皇军沦为私兵。被告草拟题为《军阀重臣之大逆不逞》的急进偏激的危险文件，同月二十五日左右秘密散发宣传于街头巷尾，同时秘密发给全国同志，促其奋起，不仅造成同志相泽中佐杀害永田军务局长的起因，且颂扬该中佐暴举为超越国宪国法之维新志士舍身先躯，进而策划于公审该中佐的法庭内外，企图以所谓揭露战术击溃反对势力。在此策划之下制订公审对策大纲，尔后与山口一太郎大尉、被告人龟川哲也等共同专门担任公审对策的协商指导，并发行机关刊物《大眼目》，撰写并刊载致渡边教育总监公开信等刺激军部、民间同志的偏激文章，一心致力于酿成并促进果敢实行革新的气氛。
    至昭和十年十二月中旬，从村中孝次处得知，同志之间有必须在明春第一师团赴满前举事的议论，继而于昭和十一年二月上旬得知，在京青年军官等部分同志鉴于相泽中佐公审事件日益巩固崛起的决心，又于同月中至二十日前后，被告先后会见村中孝次、矶部浅一、安藤辉三、栗原安秀等同志。结果得知该人等已成为干部，纠集在京青年军官同志等，制订上述行动计划，且稳步顺利地进行崛起准备。据被告判断，当时国内形势尚未达到其所谓断行革新的最后决定时刻，故曾努力进行说服加以制止。但因此次有第一师团被派往满洲之特殊情况，军官同志等的团结意愿颇为牢固，不仅无意答应制止，被告反被他们敦促作为领导者直接参加崛起部队，倘做不到这一点，则切望从外部进行努力，担任破坏后的建设工作。由于上述状况。历来处于领导该人等的地位的被告，鉴于“五·一五”事件时曾以时期尚早为由阻止陆军方面一部分同志参加，而视为背叛者，有蒙受臭名的苦衷，这时已无敢于阻止、干扰的勇气，日夜为其去从而焦虑。但认为唯有顺从与上述同志等多年情谊，同意该人等的崛起，接受他们的要求。终于在崛起前夕决心给该人等适当指导和鼓励，为实现其目的而担负政治工作。至同月二十日前后，访问被告北辉次郎，向其表明上述决心，且详细汇报从村中孝次处得知的崛起计划内容，征求其同意，被告北辉次郎为青年军官同志的忧国至情所打动，表示同情被告西田税的悲壮决心，终于同意这一计划，并以殉于青年军官等的精神准备和被告西田税一起参加这一计划。为达到目的，决心于崛起前后尽最大努力指导和鼓励该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