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与鬃适的交谊，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曾有述及，而两人的论学，则未见于各种有关论作学术研讨外，又详于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聘请王氏任事，可证补有关记载之足近年出版的《胡适遗及秘藏书信》收录的王氏等人书札，合相关资烊更为详赡，均这术价什。
    王国维与胡适是两位不同类型的学者二十世纪初叶胡适率先倡导白话文，锋芒毕露，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而王国维不但政治上以汪室忠臣自居对“白话诗文”也明确表示“末敢赞同“。但是，两人治学却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都长于考据。王国维虽年长胡适十余岁，且当时已是学问大家，但仍对胡氏考释《水浒》《红楼梦》的成就赞赏不已：“犁然有当于心。”作为后学，胡适对王氏更是推崇备于，在1992年8月28日的日记中，他写道：“现仿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音炳麟四人……，内中音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是王国维最有望。”也许正是均性好考证与互相心仪促成了两人的缔交和学术研讨。
    一、清华学校研究院延聘王国维与胡适的敦驾
    王国维与胡适缔交于何时，尚难遽下结论，据经见资料，两人于1924年已往还频繁。该年，清华学校拟建研究院，欲聘学者担任教授，最初，曾聘请胡适任教，但胡氏以研究院宜聘一流学者，自己不能当此重任而廉辞，另举王国维、梁启超、音太炎自代，并荐王氏为院长。12月初，清华校长曹云祥为示尊重，同时也为了慎择人选，在胡适陪同下，亲自拜访王国维。结果，“晤谈之后，曷胜钦佩”，立即决定聘请王氏为研究院院长（聘书中称主任），任期自1925年1月至1927年12月底，于次日送出统一印刷的聘书，请胡氏转致。未几，因前致聘书系统一印就，“殊欠敬意。特另缮一份。肃函奉送”。以表礼遇。但是，王国维却以“时变方亟”为同辞而不就，音太炎变末应聘。对于任教新制大学，似乎一贯非王氏旨趣。1917年，蔡元培出长北京大学，曾数次聘请王氏执教，均遭谢绝，而与此同时，却接受了哈同创创办的仓圣明智大学的聘约。究其原因，不外乎北大主事者系民国新人及不愿受其羁绊。直到1922年，沈兼士、马稀又一交代表北大敦聘，王氏因二人均系友人，不便一再抿绝，“唯惧重拂诸公雅意，又私心以为此名誉职也，故敢函允”；但对所致送的薪金，则以“在千里之外，丝毫不能有所贡献，无事而食，深所不安”为由，坚予谢绝。后经马衡函劝，并转达沈兼士的专函，又两次派人致送，王氏才勉强接受，这样做的缘故，仍然是出于过退自如的考虑。曹云祥似深悉王氏为人，因此尽管他婉拒，清华不改延聘初衷。1925年2月初，曹云祥通过胡适就执教事再次与王国维接洽。此时，事情出现了转机：由于1924年11月冯玉祥的国民军强迫清逊帝溥仪迁出紫禁城，王氏原赖清室供给的俸禄无着，生活发生了因难了表示要以“一星期考虑”：同时，又顾虑任教后受课时限制而不能时睢来于清室，故踯踌不决。胡适闻讯后，即与清华联系，向王氏转达了曹云祥保证其就职后“一切行动均自由”的承诺，说明研究院授课是“谈话式的研究，不必是讲演考试式的上课”，即无须像大学部那样按统一远见定定时上课考查弹性较大。胡氏并以“先生宜为学术计，不宜拘泥小节……以慰一亘学子的期望”坦率进言以打动王氏，甚至亲自登门促驾。为同意应同居有适还利用与溥仪的私谊，请他出面相劝。溥仪遂将王氏召到日本使馆，下“谕旨”要他就聘。有关此事，胡适致王国维札中曾提及：“圆明园事，曹君已与庄君商过，今日已备文送去。”曹君即曹云祥，庄君乃溥仪的英文师傅庄士敦，贺明园指代溥仪。经过胡适等人的多方努力，王国维终于同意应聘。若非胡适一再力劝和校方的灵活态度，这位学术大师未必会应聘。如果那样，清华研究院的声望想必会因之而逊色。研究院第一次招生时，不少人因不明情况，往往不予重视，当时在南方的王蘧常即是。后来，当他得知王国维为导师后，为错失了报考机会而深感懊丧，曾专函恳请允许破便报考。研究院并聘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次年二月到校）为教授，李济为讲师，陆维钊、梁廷灿、章昭煌为助教，西文系教授吴宓为主任。值得一提的是，吴宓在聘请王国维的过程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具体事宜都是由他处理，王氏与他的接触十分频繁。这些，不但可以从胡适致王国维札中得见，还可从其他有关人士的书札中得到印证。如梁启超1925年4月21日就研究院招生出试题事与王国维函商时，曾有“得吴君书，知先生不日移居校中”等语，⒁此“吴君”即吴宓。清华大学至今还保存着王国维致吴宓的书札。吴宓除任清华西文系教授、研究院主任外，还长期主办著名的《学衡》杂志，他淹通中西学术，为“东南学派”（又称“学衡派”）的主要成员。吴宓与王国维等同仁的行谊，其女儿所著《吴宓与陈寅恪》记载甚详。
    王国维之同意受聘，还另有隐情，那就是清王室虽因民国优待条便未履行而陷入窘境，但其周围的一批遗老和近臣互相“排挤倾轧，乃与承平时无异”，⒂王国维对此既极度厌恶又无可奈何，情绪十分恶劣，在致友朋的书札中常有流露，最后终于决定“离此人海”，“重理旧业”，“决就清华学校之聘”，⒃旋携眷移居清华园中，打算埋头学问。他的好友蒋汝藻闻讯后，“为之额着不置”，认为“从此脱离鬼域，重入清平”，“虽久暂未能逆料，而暂避风雨，南北均不能优于此矣”。⒄王氏在进退失据之时，感于清华延聘之诚而执教，实在是学术界的幸运。在以后两年时间里，他的学术研究成果累累，其中荦荦大者有蒙古史料校注、蒙元和契丹诸史的考异与阐发、汉魏古经残石考辨、古尺制度发微，等等，都是令学林心折、中外瞩目的千秋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