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与胡适对词的研讨过程及所得结论，基本收入《词的起原》和《词选》的有关注释中，唯一未提及的是王氏后来也对《教坊记》、并进而对所有有关的记载之真实性发生怀疑这一重大变化，致使整个探讨过程缺少了一个业已完成的趋于一致的完美结尾，不能不说是个缺憾。胡札的发表，除了学术价值外，正好弥补了这一环节。造成这一缺环的原因，可能是胡适想在续作长序时再予论述。可是，由于后来不但长序未能续作，而且已成的两万字也仅有《词的起原》一节发表，以致形成现在的缺环。至于胡王之间到底有多少书札往还，已不可考，估计不止前述的胡氏六札和王氏三札，面晤可能也不止一次。讨论起于1924年10月9日，迄于12月9日。在这三个月中，唯独不见11月份的书札，原因似在该月发生的“逼宫”事件使王氏心难旁骛。当月5日， 冯玉祥部强迫溥仪迁出紫禁城，王国维终日“侍行”，未敢稍离。此后整整一个月里，他愤于时局，屡欲自杀，幸因家人有备而得免。在这种心境下，中断一切工作包括学术交流是可以想见的。
    王国维与胡适之间的探讨，其特点是既着眼于大处，又不疏于小处，有时竟至细致入微、字字必究的程度。如王氏的首次复函曾就胡札中“笑煞鸡坊拍衮”提出异议：“此句忆曩所见《后村别调》作“笑煞街坊拍衮”，而尊函中作‘鸡坊’，不知弟误记抑兄误书也。”〔38〕胡氏虽答以“‘鸡坊拍衮’系从朱刻《疆村丛书》本，顷检《四部丛刊》中之影钞本《后村大全集》，亦作‘鸡坊’”。〔39〕但在1927年的初版本《词选》及此后的再版本中，均改“鸡坊”为“街坊”，显从王氏之说。这种从善如流的大家风度，在王国维身上也屡屡可见。王氏在讨论之初，所持观点出自旧作。他曾在首函中说：“弟旧有《宋大曲考》，以其未备，故久在箧中，后亦未曾增补，兹摘出一段奉答，请教之”。〔40〕今复检此函内容，多散见于《宋元戏曲考》、〔41〕《唐宋大曲考》诸文中。王氏在词曲研究方面的造诣虽为世人服膺，但他本人对旧作却并不满意。在讨论中，他不断吸取他人的正确观点并予深化和举一反三，补充或修正了原有的观点。
    王胡二人的讨论，还引出了一段颇值一提的小插曲。《词选》192 7年出版后，引起了后来成为词学大师的夏承焘的注意。夏氏当时在中 学任教，课余开始研究词学，他除了把《词选》中各词人的小传札入本人正在编纂的《词林年表》中外，还于1928年8月4日写了一封长信给胡适。信中，夏氏表示十分赞同胡氏的词起源于中唐的观点，此外，也提出了一些不同见解，认为胡适和王国维所主张的“调早于词”的观点，若指无名之词（乐工所制的“新腔”）则可，若指已有调名之调如《忆江南》等则不当，因“一调之成，或先有词，或先有腔，而调名则当在有词之后。调名《菩萨蛮》，其初当有词咏女蛮国人‘危髻金冠，金珞被体’之状。”他还认为，古调“有谱无词”的原因是词后来亡佚了，而不是本来无词。〔42〕夏氏指出腔、调之别及腔、词、调之间的联系与不同，无疑使讨论更趋细密。
    三、《词的起原》撰写时间与胡札编次订误
    前已述及，《词的起原》（以下称《起原》）发表于1924年12月，但它的撰写时间却记述有误。1926年9月30日， 胡适在伦敦为《词选》所作的序中提到：“我本想作一篇长序，但去年写了近两万字，一时不能完功，只好把其中的一部分--《词的起原》--抽出作一个附录，其余的部分也须待将来补作了。”〔43〕根据上述，似乎《起原》作于1925年，这显然是错误的。由于根据《起原》的撰写时间可以确定一通胡氏致王国维札的年份（列前述十三通胡札之第十二），进而又可解决数通其他胡札的顺序，另可确定两通王氏残札的日期，故不可不考该文的撰写时间。《起原》中提到，胡适曾将此文呈请王国维指教，王氏发表了意见，其中两通未注日期的书札片断并被引用。据王札内容，可知十三通胡札中作于1924年10月10日、21日的两通（列第五、第六）系胡氏的复函；反之又可知两通王札作于10月9日、13日。此外， 第十二通胡札因仅署“10月9日”，未署年份，被列于1925年2月13日的那通之后，意即作于此通之后（辑注者说明“编排以时间的先后为序”），〔45〕然审其内容，显系误植：因札内“顷作所编《词选》序，已成一节，其中论长短句不起于盛唐，及长短句不由于‘泛声填实’，二事皆与传说为异，不知有当否，甚欲乞先生一观，指正其谬误”云云，〔46〕正与《起原》主题完全契合，是胡适将《起原》呈王氏征求意见时的附函，当在第五通之前。由此，《起原》撰成于1924年10月9日之前确定无疑。不过，胡适说长序作于1925年事出有因。据现存资料，胡氏与王国维就词学的探讨一直持续到1924年12月份，显然在为进一步论述作准备；此外，《起原》虽已发表，但长序其他部分的继续撰写完全可能拖到1925年。胡适为学宏富，有时难免不够精细。这种情况在书札、论文和日记中都有存在。如1924年10月10日致王国维札中提到《教坊记》中收有《望江南》、《梦江南》曲名，同月21日致王札中则云“《忆江南》……前书已言之”；又《起原》引王札原文“……教坊旧有《望江南》曲调”，致王札中却为“先生谓教坊旧有《忆江南》等曲调”，虽然《望》、《梦》、《忆》乃同曲之异名，但行文不免前后不一。〔47〕又如胡适在1925年10月25日的日记“一九二四年的年谱”条下记载：“编《词选》，凡五编，书成未付印。”〔48〕但该书出版时分六编，前文提及的刘克庄《贺新郎》一词，即收在第六编。胡氏或是续编或是作了调整，可见单凭一种记载并不可靠。
    关于胡札的编排，笔者曾作文订误，〔49〕其中论及第十（未署日期）、第十一两通顺序颠倒。理由是，第十一通中引王氏“一星期考虑”之语，当作于第十通“清华学校曹君已将聘约送来”之前，否则，王氏尚未应允，清华已致聘书，不合情理。近见新披露的曹云祥致胡适、王国维札，知上述两札顺序不误。本文“一”中曾述，曹氏于偕胡适往访王国维的次日--1924年12月9日，即发出统一印制的聘书， 月末又缮写一份以示特别礼遇，两份聘书均请胡氏转致。胡札第十通中所云聘书，当指第一次聘书，因第二次聘书及曹氏所附的致王札留于胡适处，并未转交。〔50〕因此，第十通胡札当作于12月9日稍后， 与第十一通无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