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词学探讨
    罗振玉曾将王国维的学术生涯以辛亥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前期寝馈于西洋哲学、文学、教育等领域：“辛亥之变，君复与余航海居日本，自是始尽弃前学，专治经史”，⒅即专注于古文学学、史地学。在前期的学术成果中，影响最大的首推文学。《宋元戏曲史》、《人间词话》等著作长期被专家学者奉为圭臬。由于王氏遽尔辞世，他的学术成果的整理难免有疏漏之处，如人们均知王氏辑有《曲录》，但其所辑《词录》下落鲜为人知。在王氏去世当年，已有人撰文认为该稿已佚，并云赵万里曾在王氏生前面询此事。⒆其实，《词录》未竟稿数年前尚珍藏于王氏友人的后代处。王氏东渡后虽不再理董旧学，但很多手稿仍藏之行箧。胡适素悉王氏的湛深学问，遂有就词曲之学向王氏求教之举频以书函往还以至登门探讨，而王氏千别文学十余年，与胡氏讨论词曲却是便外。通过研讨，王氏对自己的观点有不少修正和补充，这些，似尚未引起充分重视。
    1923年，胡适开始着手编选《词选》一书，其间时断时续，前后历时约三年，共选取五代两宋人的词三百余首。《词选》注释不多，据胡适称，主要“是关于方言或方法的”，⒇另有一部分是释专业术语。他还为入选词人各作一篇极其简略的小传。由于胡适将选本视作“代表我对于词的历史见解”，（21）所以不但选择审慎，而且对词义力未明了，凡遇疑窦，必追根究底。可以说，选词的过程同时也是词学和词学史的研究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胡适和王国维不时商榷、辩驳，留下了一段不断走向真理的佳话。有关讨论的情况，集中于现存胡适致王国维十三通书札和王氏复札及《词选》注释和胡适所作《词的起原》一文中。胡氏十三通书札中，有六通是探讨词曲的，而可见的王氏三通复札中，有二通仅存片羽。这样，胡札就更显得可贵，它不但有助于了解所探讨的问题，双方的观点及变化，最终的结论，还可据以确定残存王札的日期。
    胡适向王国维请益可分为微观、宏观两个方面：前者为专业术语，后者为征求对重大问题所提出的新见解的意见。1924年7月4日，胡适首函王氏，内云，在读刘克庄《贺新郎·席上闻歌有感》一词时，对“道是华堂箫管唱，笑杀鸡坊拍衮”，“鸡坊拍衮”四字感到不解，而“唐宋两史的《乐志》，皆不详‘拍衮’之义”，因知王氏曾治燕乐史，故请求指教。（22）很快，王国维就专函作复：“‘衮’字不见《宋史·乐志》，实是大曲中之一遍。”“‘衮’字无意义，即滚字之省耳。”“拍”的解释则较复杂：“王灼《碧鸡漫志》谓大曲有散序、趿、排遍、颠、正颠、入破、虚催、实催、衮遍、歇拍、杀衮。今以现存宋大曲证之，胥与王灼说合。”“虚催、实催均指催拍言之，故董颍《薄媚》实催作催拍，衮义亦不详，后村（笔者按，刘克庄号）谓之拍衮，疑亦拍之一种也。”（23）显然，王氏认为“拍”与“催拍”、“拍衮”、“虚催”、“实催”均有关系，但因多种文献记载互异，一时难以断言。他还引《宋史·乐志》说明：“凡有催衮者，皆胡曲耳，法曲无是也。”（24）至于大曲的特点，王氏引用宋仁宗语：“自排遍以前，声音不相侵犯，乐之正也；自入破以后，侵乱矣，至此郑、卫也（王巩《随手杂录》）”（25）王国维的上述观点，均为胡适接受并几乎
    照录于刘克庄《贺新郎》词的注释中。同时，胡氏也有独创之处，如明确指出“拍与衮皆是宋代大曲的一个部分”，即拍与衮是两回事，理由为沈括《梦溪笔谈》、王灼《碧鸡漫志》、《宋史·乐志》均将拍衮并列。他还认为，“似‘歇拍’以收摧，而‘杀衮’以收衮也。”刘克庄“词中女子只习正声”，“故为拍衮的所笑”。〔26〕在上述注解中，胡适未提及王国维，这可能与他对史料的理解与王氏不尽相同有关。而在“入破”的注释中，他则特意指明是依据王国维引《近事会元》的解释：“入破则曲之繁声处也。”〔27〕
    王国维与胡适关于词曲的深入探讨集中于胡氏为《词选》所作的《序》中提出的某些新观点上。这篇《序》十分长，部分初稿已达两万余字，后因一时无法杀青，遂抽出其中一节，冠以《词的起原》， 在1924年12月出版的《清华学报》第一卷第二期上先行发表。 胡适并于1924年10月9日先将该文送呈王国维征求意见， 故发表的文章中两次提到王氏的有关见解。
    《词的起原》主要研究词产生于何时和怎样产生的。传统的观点是，李白为词的创始者。而胡适则认为，这是“不可靠的传说，”理由是《全唐诗》、《尊前集》中所收的李白词有不少出自后人之手。〔28〕通过细考《乐府诗集》、《杜阳杂编》、《唐音癸签》及有关的唐人别集，胡适指出：“总观初唐、盛唐乐府歌词，凡是可靠的材料，都是整齐的五言、七言、或六言的律绝。当时无所谓‘诗’与‘词’之分；凡诗都可歌，而‘近体’（律诗，绝句）尤其都可歌。”〔29〕可靠的证据表明：词产生于中唐。至于“长短句的词调是怎样起来的呢？整齐的五言、六言、七言诗如何会渐渐变成不整的长短句呢？”传统的观点中最有影响的是朱熹的“泛声填实”说。朱熹认为：“古乐府只是诗，中间却添许多泛声，后来人怕失了那泛声，逐一声添个实字，遂成长短句。”〔30〕也就是说，整齐的律绝为了便于歌唱，谱曲时往往增加一些泛声（无字的音），后人为了保存这些泛声，将文字填入，于是律绝就变成了长短句。胡适根据同一词调字数往往不等的事实，指出词的乐调里仍然有泛声。他认为，这样，词产生于“泛声填实”的说法就不能成立。胡适对朱熹的观点作了修正：“唐代的乐府歌词先是和乐曲分离的：诗人自作律绝诗，而乐工伶人谱为乐歌。中唐以后，歌词与乐曲渐渐接近：诗人取现成的乐曲，依其曲拍，作为歌词，遂成长短句。”〔31〕即词的产生有一个曲在文字后到依谱填词的转变过程。王国维获阅胡适函和附呈的文章后，当天就作了答复（即《词的起原》中所说王氏第一次来书）。此札可能已佚，但胡适文中引用了部分，王氏认为：“尊说表面虽似与紫阳（笔者按，朱熹号）不同，实则为紫阳说下一种注解，并求其所以然之故。鄙意甚为赞同。至谓长短句不起于盛唐，以词人方面言之，弟无异议；若就乐工方面论，则教坊实早有此种曲调（‘菩萨蛮’之属），崔令钦《教坊记》可证也。”〔32〕王氏虽同意词始于中唐的观点，但认为填词的曲谱则盛唐已有，并以《教坊记》中所录曲名为证。胡适阅王札后，立即两次查阅《教坊记》，结果，他发现了问题。在次日致王札中，胡适对该书提出两个疑问：一是作者崔令钦不知何时人；二是所录曲名中《杨柳枝》、《望江南》为白居易、李德裕所作，并非盛唐曲调。据此，他“颇疑《教坊记》之曲目尝未足证明教坊早有《菩萨蛮》等曲调。”〔33〕仅隔三天，王国维即复函胡适（即《词的起原》所说王氏第二次来书）。他据《唐书·宰相世系表》考定崔令钦是开元时人，并说：“弟意如谓教坊旧有‘望江南’曲调，至李卫公（笔者按，李德裕）而始依此调作词；旧有‘菩萨蛮’曲调，至宣宗时始为其词。此说似非不可通，与尊说亦无牴牾。”〔34〕胡适在随后的复函中，虽云“崔令钦之为开元时人，似无可疑”，但仍坚持认为“《教坊记》中之曲名表不足为历史证据，不能考见开元教坊果有无某种曲拍耳”；并指出王氏据此表定敦煌石室唐写卷子本《云谣集杂曲子》之八曲为“开元旧物”的结论不可靠，因其中《天仙子》、《倾杯乐》据段安节《乐府杂记》和《新唐书·乐志》的记载，是李德裕和唐宣宗时创作的曲调。段安节是晚唐人，所处时代距李德裕不远，应该可信。胡氏虽然也说王氏“谓教坊旧有《忆江南》等曲调，中唐以后始有其词，此说与鄙说原无大牴牾”，但这不过是出于对王氏的尊重而已。〔35〕王国维阅胡札后，观点发生重大变化。他再次致函胡氏，不但赞同胡氏对《教坊记》的怀疑，而且进一步怀疑“诸书所记曲调原起多有不足信者”。〔36〕此处“诸书”指两人通信中涉及的《杜阳杂编》、《唐音癸签》等书。他还提出请胡氏对《教坊记》中所录各调一一详考其源流，以得出一个定论。12月8日，胡适拜访王国维，讨论有关问题。返寓后，他细读了王氏的上次来函。次日，胡氏又致函王氏。他虽对王氏转而赞同己见深感高兴，但婉拒了王氏详考各调源流的要求，原因在于可资参考的书籍均不足征信。〔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