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89年，菲力普二世任命古墨兹·佩雷斯·达斯马雷纳斯（Gómez Pérez Dasmarinas）为菲律宾总督，并指示他与主教共同商议管理菲岛的有关事宜。[17]（P159）在税收问题上，主教萨拉查尔与达斯马雷纳斯又发生了冲突。但此时的萨拉查尔已经变得比较现 实，并且意识到委托监护制度和税收制度不可能在西班牙的海外殖民地废除，他所能做 的只是论证西班牙国王对菲律宾享有合法的世俗管辖权，并制止委托监护主对菲律宾人 的过度剥削。
    在西班牙国王是否享有对菲律宾人的世俗管辖权问题上，萨拉查尔肯定了西班牙国王对菲律宾人的世俗管辖权，但其合法性必须建立在大多数菲律宾人自愿选择的基础上，或者是通过正义的战争。在菲律宾当时的情况下，萨拉查尔认为，应该允许菲律宾人自愿选择是否接受西班牙国王的统治，因为西班牙国王没有向菲律宾发动正义战争的理由。他引用了多明我会神学家卡叶塔诺（Cayatano）的理论。该理论认为，教会对教皇领地上的居民有理所当然的统治权；对教皇领地外的、但是反对基督教君主统治的异教徒有发动正义战争的权力；但是对那些教皇领地外的、既没有阻碍天主教的传播，又没有反对天主教国王的人民，天主教国王没有理由对他们发动正义的战争。菲律宾的情况就属于此类。[11]（P15-16）萨拉查尔的观点得到多明我会神父米格尔·德·比拉维德斯（Miguel de Benavides）的支持，同时他还认为，如果菲律宾人的首领已经皈依了天主教，那么就应该保留他们对其原来下属的管辖权，这是他们的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这种方法与西班牙国王在菲律宾的统治并不相冲突，而且还有利于推动天主教的传播。[11]（P15-16）
    1590年，78岁高龄的萨拉查尔为捍卫自己的观点，与比拉维德斯一起返回西班牙向菲力普二世汇报。经过漫长的讨论，1594年6月11日，菲力普二世作出裁决，除了保留已皈依天主教的菲律宾人首领的权利外，其他的决议完全与萨拉查尔的观点相反。1594年12月14日，萨拉查尔在西班牙去世，享年82岁。但比拉维德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立场，他坚持向国王呈情，决心使国王改变决定。最后，菲力普二世匆忙召集主管殖民地事务的印第院开会，并在1596年10月17日发表了一项声明，同意萨拉查尔与比拉德维斯的观点。1597年2月8日，菲力普二世又颁布了一道敕令：命令菲律宾总督召集所有官员讨论殖民政策，首先，要求他们退还所有不应收的税金；第二，不能用武力威逼菲律宾人接受西班牙人的统治，应该允许他们作出自愿的选择。[11]（P19）
    1598年，被任命为新塞哥维亚（Nueva Segovia）教区主教的比拉德维斯带着西班牙国王的这道敕令回到马尼拉。同年四月，这道敕令开始逐渐在吕宋岛的各省宣布，一些地区的菲律宾人首领表示愿意率众接受西班牙国王的统治。1599年，菲律宾总督特诺·德·古兹曼（Tello de Guzman）在给西班牙国王的信中写道：“多数菲律宾人普遍愿意接受陛下的统治。在新塞哥维亚教区的伊洛哥省，进展顺利，他们愿意接受您的统治。同样，在马尼拉奥古斯丁的辖区，也是如此。但在内湖省方济各会的辖区，暂时还没有结果，当地的首领说要一年后方可决定。这种情况在其他地区也存在。”[18]（P253-255，P287）
    可以说，西班牙国王的这道敕令是其海外殖民政策发生改变的又一重要体现，它对西班牙以比较和平的方式，迅速地在菲律宾建立起殖民统治起了较大的作用。而教会，特别是多明我会关于“西班牙海外殖民地管辖权”的争论对推动西班牙海外殖民政策的改变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虽然教会对西班牙海外殖民地管辖权的争论以及对这种权力“合法性”的诉求，无论是其动机、本质还是目的，都是旨在维护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教会在这场争论中体现出来的理性精神与温和的人文主义思想是不可忽视的，与血腥残暴的军事征服相比，这种“和平征服”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另一方面，传教士鼓吹的“和平征服”以及以天主教会为核心的殖民统治给菲律宾社会遗留下许多负面影响，成为制约当代菲律宾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的历史根源。
    收稿日期：2003-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