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取特征与技术革新
    为了避免单纯引进造成技术上的“等距离赶超”，日本在引进技术的基础上非常重视技术的消化和改造，积极地推行技术革新，发展“日本化”技术。毋庸置疑，技术革新是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动力和基础。日本技术革新取得成功的奥秘是什么？关于这点，已有文章从科技教育方面做了有价值的探讨，这里我们试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再做分析。
    从本质上看，技术革新是一个开拓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新市场的技术改造和代谢过程。这一过程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在空间上，技术革新必然要求打破传统的技术格局，实现新的组合；第二，在时间上，任何技术革新成果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保持其垄断地位。正是这两个特点决定技术革新是一个永无止境、不断创新的渐进性发展过程。因此，它必然要求进行技术革新的主体无论是群体还是个体应具备某种相应的心理品质。这种品质标志可以概括地表述为：不满足于现状、勇于进取、敢于创新、锲而不舍等积极的性格特征。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温伯格教授把这类性格特征界定为“进取性性格”，并强调指出：这种素质比智力更重要，“往往是区别最好学生和次好学生的标准”。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日本劳动人民，那么他们无疑是“优秀的学生”，在技术革新和技术进步的整个历史过程中都渗透着巨大的勇于进取的力量。为了便于直观考察，在此我们仅以汽车工业技术革新为例，虽免不了挂一漏万，却可略见一斑。
    作为工业国家发展支柱的汽车工业，战后日本与欧美相比大体落后30年。迄至1953年，日本汽车产量仅有5万辆，同期英国为83万辆，法国和西德各为49万辆。 面对如此巨大的差距，日本汽车业毅然奋起追赶，首先在汽车的小型化战略上进行技术革新，冲破难关，致力提高汽车的机械性能和劳动生产率。比如，东洋工业公司于1961年从西德奈卡尔苏尔姆汽车公司引进了汪克尔型转子发动机技术，集中最优秀技术人材进行应用开发。前后经历六年，终于试制出浸含铝合金碳材料，克服了被称为“魔鬼爪痕”的发动机体内侧振痕，进而发明了非破坏检查法（N·D·I法）。1967年正式装车出售后，无论在产量或是质量上均以优势压倒“技术宗主国”--西德。进入七十年代，受制于“石油危机”的冲击，日本汽车业迅速调整其技术革新目标，实现“小型化”向“轻量化”过渡的技术战略转移，力争在节能、轻量、排气净化、安全等技术方面率先奋起。为此，东洋工业公司又进一步改良发动机，更换热反应器，采用薄混气稀薄燃烧，试制成功旋转机轻量型汽车，减少燃料耗费30％，具有高速、低噪音等多种优点。当前，为迎接新技术革命和欧美汽车工业东山再起的严峻挑战，日本汽车技术发展又转入电子技术的开发阶段，并已初步研制出世界首屈一指的高性能电动汽车，预计1986年产量将达25万辆。日本汽车界自信：“电动汽车正式普及于社会，已经指日可待”。
    从日本汽车技术发展的“小型”、“轻量”、“电子”三个阶段的变化过程中可以看出，日本汽车之所以能在实力悬殊的较量中击败蝉联“世界汽车冠军”长达70年之久的美国，登上“汽车王国”的宝座，正是得之于汽车技术的不断革新改造，而“日本人那种经常向前看而不愿落后于世界前进步伐的进取精神，又鼓舞他们向往技术革新”〔（日）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中文版〕，成为技术革新不断进步的推动力量。汽车业如此，其他工业概不例外。
    集团特征与所谓“日本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一个整体，生产集团有自己的整体目标；作为集团成员，个体也有个体的目标，要充分发挥生产集团的生产功能，最重要的是调整个体目标和整体目标的相互关系，即建立目标趋同原则，使二者趋于一致，其含意是当集团的整体目标与个体目标发生矛盾和冲突时，应以集团目标为准则。仅从心理学角度看，目标趋同原则的建立和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集团成员的共同心理特征，其中集团性格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它表现为个体顺从集体的无意识定势和自觉态度。集团性格的积极作用在于它有助于集团成员对集团产生认同感，自愿把个体目标纳入集体的整体目标，增强成员的义务感和协调一致的合作态度。
    日本民族具有典型的传统集团性格。战后日本垄断资产阶级为了巩固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利用各种社团组织、福利政策，特别是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等手段，进一步强化和维持了日本人忠诚集团的传统性格，为这种传统性格注入了新的社会内容，出现了所谓“松下精神”、“住友精神”、“三和精神”等集团精神范例，以至被西方学者称为“集体劳动迷”。美国学者从全社会的角度认为，日本人有着谋求一致的愿望，表现出个体服从整体的一致倾向。这种状况构成了整个社会的基调，同时也构成了政治稳定的因素。的确，以服从集团为核心的集团性格，在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三十五年中，作为一种心理团聚力从广阔的社会范围内把政府与产业界、产业界与金融界、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以及企业内部的人际关系联结成一个有机的“复合企业体”，形成“特殊的集团主义垂直结构”，为国民经济这部庞大的机器系统高速运转提供了协调一致的润滑剂。
    具体地说，日本民族的集团性格在经济活动中的功能作用，它与经济发展的结合方式表现为三个层次：第一，日本政府和产业界协商一致，发展经济。日本人把政府和产业界的联系形象地比喻为“日本股份有限公司，日本政府特别是通产省是总公司，各大企业是分公司”。例如，日本政府为了改变产业结构，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钢铁工业，由通产省的“钢铁小委员会”和产业界代表调整协商。每隔五年就制定一期“合理化投资计划”，指导和扶持钢铁企业迅速扩大生产能力，重点扩大高炉和轧钢机械等基础设备的单位规模，从而使钢铁工业急剧扩大。六十年代后期，为了避免竞争造成的资本浪费和生产过剩，日本政府又通过日本兴业银行与当时在钢铁部门占居首位和第二位的八幡、富士两家公司合作，促成了两者的合并，从而诞生了世界上最大的钢铁企业--“新日铁”。需要指出的是，财界组成的各种经济联合团体如经团联、日经联、同友会、日商所等，它们在政府和产业界的“通力合作”中扮演了“中介人”和“联络人”的角色，由这些团体展开的一系列纵横上下的串联活动，有助于统一和调动日本人的集团性格。第二，企业的集团化生产组织方式。日本经济素有“双重结构”的特点，即集中的大企业与分散的中小企业并存的生产格局。为了使大中小企业整合为一个有机体，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在工业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使整个工业纳入生产专业化轨道，日本从六十年代初起，开始了大中小企业的集团化、系列化的改造过程。通过“集团化”，制造业中几乎每一个大企业都拥有几十个、几百个甚至上千个中小企业组成的“系列厂”，他们按逆V型的纵式关系一节一节地相互衔接，从事系列化配套生产。维系“企业集团”内部协作关系的纽带，除有形的物质纽带合同书外，还有无形的精神纽带，这就是集团性格的社会合力。第三，集团性格是构成所谓“命运共同体”的心理基础。与欧美企业相比较，很多人都注意到，日本企业的劳资关系在表象上反映出某种程度的平衡协调关系。这种现象被日本垄断资本代表吹嘘为所谓劳资一体的“命运共同体”。由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按企业建立工会为核心内容而组织成的“日本式经营管理方法”是其重要的决定因素，但不能忽略这种“经营管理法”赖以建立和存在的社会心理基础正是日本民族的集团性格。实际上日本垄断资本关于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思想的产生也正是发萌于日本人的集团心理。应该承认，这种植根于民情的“经营哲学”是较为成功的，因为它巧妙地利用了扎根于日本人之间的集团心理特征。反过来看，这种“经营哲学”的推广和应用又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集团心理特征，增强了集团性格的聚合力，从而出现了“丰田人”不乘外厂车、以佩戴公司徽章为荣的合乎逻辑的历史结果。只有以这一心理基础为依据，我们才能明辨欧美企业之所以无法移植日本式经营管理法的根本原因，乃是欧美国家投有“日本式”的社会民情。从这个意义来看，战后日本资本主义企业劳资关系的相对稳定性是日本人在长期历史文化中形成的集团性格发展的外化形式，它在一定程度上暂时掩盖了由经济利益决定的阶级对立实质。
    总而言之，对集团性格特征所做的分析从一个侧面表明，日本垄断资本主义把国家权力的运用同日本人民为复兴日本经济所做的努力由上而下巧妙地结合起来，把个人的生活目标同建设世界经济强国的全民族奋斗目标协调地融为一体，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合力，推动了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
    与日本社会相比较，有些国外学者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只有家的概念，而无集体的概念，是有些道理的。从历史上看，缺乏市场联系，囿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一种典型的自闭式生产方式，生产者处于“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隔绝状态，由此产生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只能是以家庭为轴心的自闭式体系，具有显而易见的排他性特点，这就是我们经常批判但又顽固存在的“小农意识”，反映在性格上就表现为特殊的“小农性格”。必须看到，“洋务运动”百余年来中国人参加工厂大生产的集体经验，还不足以克服几千年以家庭为中心所形成的狭隘的“小农意识”，以致于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至今还习惯于“关门闭户”的生活，对外存有戒备之心，对工厂单位缺乏集体向心力，对生产和管理缺乏应有的参与意识，不重视经济联系和部门之间的联系，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在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的历史进程中，改造落后的生产观念和狭隘的“小农性格”，是时代发展提出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