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东南亚地区近代史的上限 根据上述东南亚社会形态的三次变化,东南亚地区近代史的上限应该断在那一阶段为宜? 能不能以商业资本主义时期所带来的东南亚社会形态的变化作为近代史的上限?不能,其理由有四:一,东南亚国家与地区在这一时期大多还处于封建社会发展阶段,并保持独立地位,也没有出现资本主义的因素。二,沦为西班牙和荷兰的殖民地地区(菲律宾和印尼的被占领地区),仍然是实行或保留封建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制度。西班牙殖民者是在保留菲律宾早期封建制度的基础上,移入西班牙的封建领地制度,实行限制性贸易政策。封建社会经济基础没有被触动,荷兰则是利用印尼的封建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进行殖民统治,实行垄断贸易、强迫缴纳和强迫供应等掠夺政策,也没有触动和破坏封建的经济基础。两国都没有出现资本主义因素。三,西方殖民者在东南亚所掠夺的财富,不是为东南亚国家进行资本原始积累,而是被转移到宗主国之后才变成资本。四,与“近代史”的含义不符。在十六、十七世纪、甚至到十八世纪,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大多数国家还未确立,而遭受它们侵略的东南亚地区不可能发生具有“近代”意义的社会变化。 能不能以1870年以后所造成的东南亚社会形态的变化作为近代史的上限呢?如上所说,1870年之后,东南亚社会形态的确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政治上,东南亚国家几乎都殖民地化;经济上,封建自然经济迅速解体,近代化企业不断出现;甚至有些国家开始出现新的阶级。“近代”意义的因素似乎较为完全。但是,也不宜以它作为近代史的上限,因为,如果以它作为上限,就忽视东南亚历史发展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就是它作为一种特殊的过渡的社会形态所具有的质变的阶段性和质变的缓慢性。为什么以1870年代作为近代史上限会忽视东南亚社会质变的阶段性呢?这是因为任何事物,包括社会形态的质变都有一个发展过程,即发生、发展和完成的阶段。而东南亚绝大多数国家的社会形态的性质,即从独立的封建国家转变为殖民、半殖民地国家,从封建经济转变为半封建的经济,并不是1870年之后才开始。又为什么以1870年代为近代史的上限会忽视东南亚社会质变的缓慢性呢?这是因为东南亚近代社会的质变不是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所引起的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并经过改革或革命建立资产阶级民族国家来完成的,而是西方殖民者侵略所造成的社会形态的质变。因此,这种社会形态的质变就显得特别缓慢。其原因有二:一是西方殖民者侵略的目的不是要把东南亚变成为资本主义,而是要把它变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以,它们不仅利用、保留和扶植东南亚的封建因素,而且它们所掠夺的财富也没有构成东南亚的原始资本积累。一是东南亚各族人民为维护民族独立,进行长期的英勇斗争,这些斗争也推迟东南亚地区的殖民地化。因此,在考察东南亚这种特殊的过渡的社会形态的质变时,就不宜以是否具有完整的“近代”意义的因素作为近代史上限的标准,特别是不宜以是否出现资本主义的经济因素(近代化企业)和政治因素(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标准。例如,我国近代史的开端,就不以八十年代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作为上限,而是以鸦片战争作为开端。 东南亚地区近代史,既不宜以第一时期和第三时期作为上限,那么,是否可以以第二时期,即工业资本主义时期所造成东南亚社会形态的变化作为上限呢?具体地说,就是以十九世纪初期作为上限呢?笔者认为,以这个时期作为上限较为适宜,理由有二,其一,在这个时期前后,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进程发生了划时代的转变;其二,在这时期之后,东南亚地区社会形态所发生的变化也具有近代意义的标志。 先看世界历史发展总进展的变化。 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世界历史发展出现了划时代的大转变。英国的工业革命、法国的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等一系列的重大事件开始把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进展推进到“迅速摧毁过时的封建专制制度的时代”,④是“从封建主义向‘自由’的资本主义前进的时代”,⑤拿破仑“他在法国境外到处破坏各种封建的形式”,⑥包括破坏占有殖民地的国家(如西班牙、荷兰)的封建的形式。这些事件开辟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全盛时期,使世界历史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从此,西方资产阶级加紧对落后国家的侵略与掠夺。在经济上,它们开始用低廉的商品作为重砲、“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追求建立世界市场;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它们加紧用炮舰政策在世界范围内对落后的封建国家和民族发动侵略,迫使它们签订不平等条约,开放门户、占领它们的领土;在思想、文化上,则开始打着“自由、平等和人道”的旗号,以反对落后国家的封建专制主义和奴隶制残余作为幌子,进一步利用传教士、传播基督教,实行思想文化侵略政策。总之,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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