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立国以后，效法中原皇朝的作法，建立修史机构，纂修本朝的历史，逐渐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修史制度。在此基础上，皇朝的修史工作取得可观的成绩，构成金代史学成就最主要的内容。但是，古代文献中有关金代史制的记载零星散落，迄今还尚未对其清理，形成比较清晰的认识，因此，有必要予以考察，廓清一代史制。
    一、金代的修史机构
    金代修史机构的正式设置是在熙宗天眷元年（1138年）。[①a]是年，熙宗效法唐宋体制进行政治改革，建立起一套中央行政机构，由羁留在金的宋朝使臣宇文虚中“为之参定其制”，“参用国朝（指宋）及唐法而增损之”。[②a]设置的修史机构有：国史院，记注院，与修史有关的机构还有著作局，自是终金一代，未有更改。兹分别考述如下：
    （一）记注院
    金朝学习中原皇朝的政治制度，遵循“以汉法为依据”，“因时制宜”，“可则循，否则革”[③a]的原则，史制的建立亦是如此。金代的记注院大抵是因袭辽宋而有所变更。辽代史制承袭唐制，但是变革了唐代修起居注工作分属于中书省和门下省的作法，于门下省设立专职机构起居院，不过辽代史料有阙，其制度不得详知。宋代也设起居院，但不是常设机构，仍然在门下省设起居郎掌录天子言动法度，于中书省设起居舍人掌录天子制诰德音。金代改宋起居院为记注院，为常设机构，将修起居注的工作事权统一起来。
    金记注官修起居注，原则上不是专职专任，由他官兼之。初期多由秘书监和翰林院官兼，世宗朝改由谏官兼，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诏毋令谏官兼或以左右卫将军兼，”[④a]又改由尚书省左右司属官兼。记注官品位不高，大多数是六品、七品，但都是深得皇帝信任的“近习”、“慎密”、“谨厚”者为之。章宗明昌元年“有司言记注院勿有所隶”，[⑤a]可知记注院的隶属初不明确，宣宗贞佑三年（1215年），诏记注官“以左右司兼领”，[⑥a]记注院隶尚书省，遂为定制。
    金代的记注院虽然设立于天眷元年，但是查考文献，熙宗一朝未见记载修起居注之职。检阅《金史·熙宗纪》，所载皇帝宣谕与臣下奏议颇为疏略，与后来的《世宗纪》相较，后者录世宗“嘉谟懿训”甚详，两纪面貌迥殊。这说明，熙宗时记注院并未开展实际工作，记注院只是有其名而无其实。海陵正隆元年（1156年）颁行“正隆官制”，二月，颁旨赴朝参拜官员制度，其中包括记注官，[①b]金代正式修起居注工作，应当是从海陵朝开始的。
    金代记注官的职责，大体有三：
    其一，朝参日随朝记录朝议。《大金集礼》卷40载：修起居注“遇视朝，起居毕分班升殿陛，于殿栏子外副阶下东西对立，俟奏事毕退”。并规定，常朝日“自五品以上职事得赴”，记注官“虽不系五品，亦合并赴”，以便于记录。
    其二，记录皇帝与宰臣议事。按唐、宋制，皇帝与宰臣议事，因属机密，记注官不得预闻，由宰相记录，后改由宰相属官记录，按时封送史馆，称“时政记”。金代宰相不撰时政记，又规定“宰相奏事，则近臣退避”。[②b]“上屏侍臣与宰臣议事，记注官亦退。”[③b]因此，“圣训及所议政事”无人记录。为弥补这一方面的资料记载有缺，大定十二年（1172年），世宗指示：“史官记人君善恶，朕之言动及与卿等所议，皆当与知，其于记录无或可隐，可以朕意谕之。”[④b]但是，当时记注官记录机密并没有实行。因此，大定十八年（1178年），修起居注移刺杰上书：“朝奏屏人议事，史官亦不与闻，无由记录。”这次世宗下旨：“择慎密者任之”，于是，“朝奏屏人议事，记注官不避自此始”。[⑤b]有金一代政治斗争异常激烈，统治层内部政变频繁，对外与宋战事不断，因此在很多情况下，皇帝与宰臣议事，要求“勿泄于外”，记注官亦回避。章宗即位后，右谏议大夫完颜守贞与起居注张上言：“比来一令臣等回避，及香阁陈言文字，亦不令臣等侍立，则凡有圣训及所议政事，臣等无缘得知”。这次章宗接受了完颜守贞的意见，[⑥b]但是在明昌四年（1193年）又敕令：“自今御史台奏事，修起居注并令回避”。[⑦b]承安二年（1197年），左谏议大夫高汝砺上书请求：“有司奏事，谏官与修注官得以预闻。”章宗“从之”，[⑧b]记注官又不回避记事了。上述材料说明，金代的记注官回避制度屡废屡建，修起居注工作历经曲折。
    其三，平时随侍皇帝左右，以录其“言动法度，制诰德音”。如《金史·世宗纪》载：修起居注移刺子敬、张汝弼侍便殿；世宗幸西京，修起居注移刺子敬随侍；幸上京，领修起居注杨伯仁随之等。
    综上所述，金代的记注制与唐宋略有不同，将唐宋由门下省起居郎，中书省起居舍人，以及宰相属官录“时政记”的工作都统摄起来，具有事权集中，政简易行的特点。金代的修起居注工作虽然经历种种曲折，但是因为建立了比较完备的记注制度，因此仍能保证有金一代修注工作例行未辍，录存下比较丰富的皇朝资料。清人赵翼曾经论述：“金记注官最得职”，[⑨b]肯定了金代的记注工作能够为金修本朝的历史提供主要的、较为丰富的原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