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金代史官的特点
    目前可以考察到金代史官有77人，包括：修起居注23人，修史官53人。[⑦e]金代曾两次修《辽史》，这项修史活动不是由国史院史官承担，但预修者也应算做皇朝史职人员，有11人。[⑧e]金朝作为一个由女真贵族建立的民族政权，无论是政治统治抑或文化形态，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这个特点表现在史学上，便是封建史学的发展在这个民族大融合的时代呈现出新的气象。从对金代史官的考察中可以比较清楚地反映出这一特点。
    第一，金代的民族史官
    金制规定，国史院各级史职女真人与汉人对等设置，从制度上确定了选择史官的一个重要标准：强调民族成份，在修史部门中保持女真人与汉人处于均衡状态。由于史职不同于一般文职，要求任职者具备较高的文化素质，因此，这个标准在实质上又是对女真人在文化素质上提出与汉人同等的要求。从这个角度来考察和认识金代史官在各朝民族成份的变化，则可以进一步看出更深层次的问题。
    金代各朝史官的实际情况并不完全符合女真人与汉人在人数上对等的要求。金初的太宗、熙宗朝，史官大都是亡辽和为金所用的宋朝知识份子，还没有女真族史官。[①f]熙宗朝之后的海陵朝，女真和契丹等少数民族史官已占史官总人数的33%，到世宗、章宗两朝，进一步上升到51%。从金初到中叶，少数民族史官数量不断增加，达到与汉族史官相持衡。这一现象说明，金初，女真人能够从事文化事业的知识人才极少，几乎无人能担任史职。熙宗朝以后，由于女真统治者接受先进的汉民族文化，特别是通过设立女直学校，创立女直进士科等措施提高女真民族的文化素质，培养出一大批本民族的知识人才，世宗朝以后，已经彻底改变了女真人只能任武职，惟有汉士才能担任文职的状况。从金代少数民族史官队伍的发展，透视出女真民族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
    由于诸多少数民族史官参与史学活动，金代史学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姿多彩。契丹族史官耶律履，在世宗大定初年率先以契丹小字翻译《唐书》，又经转译成女真文，使之传播于金代社会。[②f]女真族史官徒单子温，最早将《贞观政要》、《白氏策林》等汉文典籍直接译成女真文，[③f]此后，金皇朝不断译出《史记》、《汉书》、《春秋》等大部头史籍，译史成为金代史学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女真族史官温迪罕缔达，是金朝最早培养出的知识人才之一，于儒家经史“最号精深”，曾经受诏在女直学“教生员习诗，策，”[④f]在金代统治者用儒家文化教育化成女真人文化素质的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金代曾两次修《辽史》，都注意任用契丹族知识分子任修史官。第一次修史，由契丹族史官耶律固、萧永祺、移刺子敬等人完成；第二次修史，诏移刺履提控刊修，他去世后，汉族史官党怀英、陈大任等人继之完成。两次修史的成就，为元初修《辽史》所承继，《辽史》的修撰，契丹族史官功不可没。上述少数民族史官从事的译史、传播中原先进文化和进行文化教育、以及修史的活动，直接促进了这一历史时期多民族文化的交融，在推进各族间的共同文化心理的认同上，起了重要作用。
    史官的民族成份在金后期又出现一个令人深思的变化。章宗朝以后，女真族史官人数减少，又出现汉族史官占绝对多数的现象。考得末期宣宗、哀宗两朝史官19人，女真族史官则未见。由于文献记载有缺，这一统计不能完全准确，但大体也反映出史职变化的情况。用文献资料与此相印证可以说明，在金末期，女真统治者在任用史职方面已经不特别强调民族间的界线了。如历宣宗、哀宗两朝史职的汉士王若虚，秉史笔十五年，在史院领史事，深得宰执信任。[⑤f]这一时期的汉族知识份子，也不同于金初汉士对女真人怀有强烈的民族偏见，已经在思想观念上把金皇朝视为“国朝”，如宣宗时锐意图治，用史官赵秉文、杨云翼等人每日为其讲读《尚书》、《贞观政要》，他们为宣宗“编纂《万年龟镜》、《圣孝圣学》之类凡二十篇”，[⑥f]为振兴朝政尽心竭力。这些都说明，金中叶以后，由于女真民族在许多方面接受了汉文化，在社会生活、思想意识等方面与汉民族渐趋统一，逐渐消除了民族间的差别。金代史职民族成份的变化，正是从一个方面反映出这种民族融合的历史趋势。
    第二，选用第一流的知识人才任史官。
    这是金代史官的一个突出特点。金史官中进士出身者占史职总数的70%，汉族史官几乎都是进士出身，其中还有不少科举状元，如胡砺、郑子聃、敬嗣辉、张行简、许古、王彪、张邦直、马天采、刘遇等人。金在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年）始设女真进士科，此后，女真族史官也基本上从进士中选任了。如女真进士科首科状元徒单镒，即是以史职入朝。后来成为宰相的被世宗称为“女真进士中才杰之士”的夹谷衡，也被任为史官。有金一代一些很有影响的各族学者，以及在政治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名卿，都曾经担任过史职，如熙宗朝史官韩昉，曾任熙宗老师，是熙宗推行封建化政治改革的重要助手。海陵朝的王竞、胡砺，也是海陵进行政治改革主要依靠的中坚。世宗朝的移刺覆，“自初入史馆，即被顾问，忠言嘉行不可一二数”，[①g]党怀英，被士人推为大定、明章年间文坛盟主。后期的杨云翼，以才学名世，“元光、正大以来士大夫推公为中朝第一”。[②g]赵秉文，经学、文学、史学都颇有建树，被称为“金士巨擎”，还有金末名士、著名诗人元好问，以及前面提到过的王若虚等人，可以说，金代的史官确为官卿士大夫中之极选，这反映出金代统治者对史学的重视。金代是以少数民族为主的政权，文明发展进程起步较晚，但是在百余年间史学取得较大成就，与金朝网罗最优秀的知识人才从事史学工作不无关系。元代总结宋、辽、金三朝史学成就，修成三代史，“《金史》叙事最详核，文笔极老洁，迥出宋、元二史之上”，[③g]是情理之中的。
    第三，史官多以翰林官兼任。
    据考，史官中由他官兼者50人，其中以翰林官兼者33人，占66%，而尤以金后期为多。《中州集》卷10载：“旧例，史院有监修，宰相为之，同修，翰长（指翰林学士承旨），至直学士兼之”。说明在金后期，翰林学士兼史职已经成为惯例。由于官兼有翰林官的双重职责，可以通过入直禁中，应召问对、备顾问等多种渠道参预政治，从而使史学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影响政治。例如前面提到的韩昉，为熙宗顾问，用历史上唐太宗、唐明皇、周成王等治世明君的经验教训启发熙宗，使之下决心诛杀宗室旧贵族保守势力宗磐等人，为政治改革扫清了道路。[④g]最明显的例子，是宣宗正大初年，为振兴朝纲，在内廷设益政院，在翰林院中选学问赅博、议论宏远者入直禁中，翰林学士、史官杨云翼等人，“每日罢朝，侍上讲《尚书》、《贞观政要》数篇”，“颇有补益”，[⑤g]史称益政院“名则经筵，实内相也”。[⑥g]金代史官制度的这一变化对封建社会后期修史制度的发展也发生着影响。元、明、清三代，翰林院与国史院机构合一，皇朝修史制度上的这个变化，金是重要的转折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