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是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一个新旧交替的大变革时期。文化的更新需要重新检讨历史,并从历史中发掘民族文化更新发展所赖以实现的根据,然而,旧史学难以承担这一任务,人们呼唤新史学的出现。因此,在思想文化新旧转变的同时,史学也经历着由旧向新的嬗变,并形成了一股新的史学思潮。而在史学的这一新旧转变过程中,学者们对史学功能的重新认识,则对整个中国史学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与作用。本文试从五四时期学者对史学功能重新认识这一角度进行探讨。 一、重新认识史学功能的缘起 史学功能是史学的效能和作用,是史学家的治史目的通过史学成果作用于社会的一种功效,它体现了史学的价值所在,只要史学存在,它势必要通过其功能的发挥与社会现实发生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史学的发展取决于它的功能是否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当史学功能适应时代的需要时,史学也就发展。反之,如果史学功能与社会需求不相适应,那么史学也就相对停滞。因而,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地调整史学功能,对史学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史学功能的转换需要史家对其进行重新认识和挖掘才能完成。然而,史家对史学功能的认识和阐发受到史家认识能力和社会变迁、时代进步两个方面的影响。因为一方面,史学功能虽表现为一种客观作用,但在它的深层却反映出了史家的主观意识。随着史家主观认识的变化,如他们对治史目的的调整、服务对象的改变,都会影响到对史学功能的认识,从而导致史学功能作用的方向及其发挥的程度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史家对史学功能的认识,与社会和时代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会促使史家的思想观念发生变化,进而导致他们对史学功能的认识发生变化。这两种影响中的任何一种都会使史家对史学功能的认识发生一定的变化,但史家在对史学功能认识上产生超出已有范围的变化,则往往是史家认识能力和水平的提高、社会和时代的发展变化这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是史学家对史学功能的认识产生较大变化的重要前提;史学家自身素质和认识能力则是深入认识和挖掘史学功能的重要保证,二者不可或缺。也就是说,既有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作前提,又有史家思想能力的增强、认识水平的提高作保证,人们对史学功能的认识才会趋于全面和深入。 史家对史学功能的不断认识和调整,实际上是史家调节史学和社会之间关系的一种努力,反映了史家要求史学满足社会需要的一种愿望。从中国史学发展史看,史家的这种努力和愿望自古即有。中国古代史学从单纯的“记往”、“传世”,到“垂训”、“资治”、“经世”的变化,体现了古代史家对史学功能认识的不断深入,也体现了他们发掘史学功能为现实社会服务的认识由不自觉逐渐走向自觉。然而,古代史家对史学功能认识的深入,始终没有能超出史学为国家政治服务的范围。 中国史学自产生时起,就通过其功能的发挥在古代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明显地表现出为专制政治服务的特点。由于国家管理的需要,统治者治国借鉴前人经验教训的需要,掌管文字记录的史官成为国家政治的组成部分。无论是早期作为人和天之间媒介的、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史官,还是后来更偏重于记载祖先世系、以及君王言行的史官,都与统治者治理国家有着密切的关系。史学的最终成果--史书的编撰在统治阶级的严格控制下,也完全是为封建社会政治服务的。史书编撰成为封建政治生活中一项重要内容。并且,每逢社会动荡、王朝更迭时期,新建王朝的统治者对史学会更加重视。因为变动时期的统治者既需要汲取前代兴亡成败的经验教训作为自己统治的借鉴,又需要利用史书的编撰来树立和标榜自己王朝的正统地位。由此可见,在以专制政治为中心的古代社会,史学的发展是建立在以适应这种政治体制来满足古代社会需要的基础上的。 在这种史学与社会发展基本相适应的情况下,史家对史学功能认识的变化只是表现为在这一特定范围内的调整。正是由于这种不断的调整,史学始终与古代社会发展保持着这种相互适应的关系。因此当史学发展到最高峰时,它的功能与封建社会统治集团的结合也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地步。然而,古代社会给史家提供的认识史学功能的背景,限定了他们的认识水平与范围。所以,尽管随着史家主观认识的进步和深入,他们对史学功能的认识也不断地深入和完善,但其认识水平始终没有能超越其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发展阶段。但到了清末,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打破了传统史学与封建社会政治相互适应的状态。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为史家们提出了建设适应新时代和新的社会政治体制的新史学的课题。 20世纪初年兴起的新史学思潮,就是社会和时代发生巨变在史学界所引起的反应。严重的民族危机使许多有识之士由看到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器物方面的差距,进而认识到了双方在政治体制方面的差距。因而,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改革中国旧的政治体制,探讨国家富强的道路等关系国家存亡的重大问题,成为这一时期士人关心的热点。在西方近代政治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长期以来具有的封建帝王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动摇。近代士人思想意识中的国家,不再是以封建皇帝及其为首的统治集团为中心的国家,而是全体“国民”的国家。这些人在思想观念上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他们对史学功能认识的变化。显然,为封建社会政治服务的旧史学已不能适应新时代的需要,新的时代要求具有新功能的新史学为之服务。因而,革新旧史学,建设一种能够唤起民众爱国热情,为革新旧制、富国强兵服务,为全体国民的国家服务的新史学,是近代史学家们所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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