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他们肯定了史学在人类社会及文化发展方面所具有的知识和经验积累的作用。他们认为，历史是一种知识的载体。这里的知识不仅限于学术文化方面，实际上它包括一切关于人类进化的知识。通过历史的记述，可以使这些知识不断地留传给后人。“万事万物皆有其源流，历史之价值，即在供给此源流之说明，以实吾人之知识，而促文化之进步也。”[①i]蔡元培早在1916年就从知识和经验延续的角度论述了史学的功能。他说：“历史者，记载以往历史之现象，以垂示将来者。吾人读历史而得古人之知识，据以为基本，而益加研究，此人类知识之所以进步也。吾人读历史而知古人之行为，辨其是非，究其成败。法是与成者，而戒其非与败者，此人类道德与事业之所以进步也。历史之益也。”[②i]蔡元培曾在德国新史学代表人郎普勒希特主持的研究所中学习和工作，直接感受到了新史学的精神。这段论述是他为在法国的华工所写教材中的一部分，1920年收入《蔡孑民先生言行录》在国内发表。蔡元培接受了文化史观的影响，把史学作为一门记载前人思想、行为的知识来看待。他对史学功能的论述显然已超出了旧史家的认识范围，阐明了史学在文明进化方面的作用和意义。他认识到，人类知识、道德与事业之进步都得益于历史所记载并传留下来的知识。史学把前人的经验和教训传给后人，后人则通过历史记载的知识来了解前人，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新的知识。
    其次，五四时期的学者强调了历史对人生的教育作用。传统史学的“垂训”功能在这里已完全失去了往日那种高高在上、规范人心的意义，转变为具有更广泛意义的历史教育功能。他们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他们认为通过历史教育可以为人们树立一种正确的人生观。史学作用于人生是通过历史观的建立而实现的。史学可以使人们了解人类历史进化的历程，这种进化的过程可以给人们一种进化的历史观，使人们知道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有其前因后果，不是突然出现的。这种历史观又使人们对人生、对世界有一种明确的了解，具有一种广博的历史胸怀，从而建立起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观。正确的历史观的形成，使人们认识到“黄金时代总是在我们的面前，不会在我们背后”，由此激励人们建立一种努力去创造“黄金时代”的积极奋斗的人生观。第二，他们认为“历史之效用在辅助人类实际生活，造就个人评判能力”[③i]，因而史学能够应付人生的需要。在他们看来，史学所教给人们的知识不是一种死的知识，不是用来做装饰的，而是能用在应付人生中的“长经验远眼界之学”；它能够给人们提供“观察世务的方法”，“加增认知事实和判断事实的力量”。五四时期的学者所主张的新史学，就是具有培养人们的生活和工作能力，以及适应社会需要功能的新史学。第三，不能忽视史学在伦理道德方面所具有的功能。他们认为，史学可以“辅助人生伦理的观摹”，“此点从前道德史家笃主之，言之太过。但前事观摹，足以助吾人之节操，其功效未可全没”[④i]。因为人类社会历史进化的过程中，存在有助于进化的因素和阻碍进化的因素，也存在有善与恶。而史学则可以帮助人们区别是非与善恶，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取其有助于进化的方面，摒弃那阻碍进化的方面。当然，新史学在道德伦理方面的衡量标准与传统史学不尽相同，它是以是否有助于人类社会进化为标准的。第四，要正确看待史学在激发人们思想感情方面的作用。他们认为，后人通过历史对自己国家、民族的过去有了深入的了解之后，就会被自己的先人的业绩所感动，从而产生一种强烈的情感，增强人们的历史责任感。“读史读到古人当危急存亡之秋，能够激昂慷慨，不论他自己是文人武人，慨然出来，拯民救国，我们的感情都被他激发鼓动了，不由的感兴奋起，把这种扶持国家民族的免于危亡的大任放在自己的肩头。”[①j]史学的这种功能是不容抹杀的，但这一功能也容易被政治家所利用，导致偏狭的民族感和狭隘的爱国心。五四时期的学者特别强调史家不能以这种功能来刺激狭隘的爱国心和民族情感，尤其是在世界交通日繁、文化沟通日著的五四时代。新史学所激发起人们的当是促使人们超出种族和国界、相互沟通的情感。对此，五四时期的学者颇有信心，他们认为：“历史既于国家主义证明其有效，当不难于大同前途显其同等之成绩，是则大同之实现，唯历史堪任其先驱也。”[②j]
    史学在社会和人生方面的功能，经五四时期学者的阐发，更加明确了。值得指出的是：民国以降，民主共和制的受挫，使得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培养“健全国民”对政治改革、文化改革的重要性。造成健全的具有新知的国民需要教育，而史学无疑是能胜任此一任务的重要学科之一。通过历史教育，提高人们的工作和实际生活能力，造就一代有知识、有理想和具有良好素质的新型国民，进而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这大概是五四时期学者热衷于发掘史学在人生方面功能的原因吧！
    史学的发展与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大体上是随着近代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从近代早期学者所积极倡导的为挽救民族危机、改良政治服务的新史学，到五四时期学者所提倡的走向百姓、走向社会生活，为民众、为社会服务的新史学，既体现了时代发展对史学的影响，也体现了学者们对史学功能认识的全面和深入，标志着中国近代史学的逐渐成熟。
    五四时期的学者对史学功能的认识，一方面从理论上回答了近代史学如何充分发挥其功能为现实社会需要服务的问题，完成了对传统史学功能的检讨和认识，为史学由旧向新转变的实现奠定了理论基础。一方面，在实践上为史学在新时代的坐标上找到了适当的位置，确定了史学新的服务对象和发展方向。因而，五四时期学者对史学功能认识的进一步深入，不仅增强了他们对新史学的信心，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新史学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