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镜所以照形，观古所以知今”是中国古代史学家对史学功能的基本认识。古代学者借助生动的比喻，揭示了史家记述历史是为了了解今天的意义，概括传统史学的功能一是“垂训”，即通过对历史的记载，为后人树立起思想和道德上的楷模，要求后人仿照先圣先贤的言行以为行动的准则，以求用先人的事迹教育指导后人，从而达到辅助经典，规范百姓，教化民风的目的。二是“资治”，通过历史记述，尤其是对历代统治者的治国得失、王朝兴衰的原因的记述，使后来的统治者从中寻找出前人的教训和经验，以助其治理国家。三是传世，也就是通过史书把过去的史事记载下来，传给后人。
    在传统史家看来，历史具有非凡的作用，因而无论是在“垂训”方面，还是在“资治”方面，他们都把历史放到一个超乎寻常的地位。当然，这个历史记载的是先圣先贤们的事迹和言行，多与政治统治相关。这种历史一方面被用来作为评判人和事的最高标准，以规范后人的言行，继承和符合了祖宗之法的便为正统，否则便被视为奸佞之徒。另一方面，古代的历史象征着传统史家的一种理想。在他们看来，古代社会是人类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只有那时祖宗遗留下来的制度和律法才是完美的。因而，传统史家认为：后人了解先人的历史，主要是为了尽力恢复古代美好的一切，恢复古时的黄金时代，这是史家最高的政治理想。
    这样看来，中国传统史学不仅没有割裂历史与现实的联系，而且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然而，借助西方新的史学理论，五四时期的学者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传统史学不能适应新时代发展的需要，原因并不在功能的本身，而主要是因为传统史家在对史学功能的认识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限制了史学功能的发挥。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史学与现实的联系主要限于政治领域，而忽略了许多重要的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方面；一是传统史家在认识史学功能时，抱着一种“重古轻今”的态度，从而颠倒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前者的局限性显而易见，所以也就成为五四时期学者批判的重点，后面还将论到。而后者则涉及到了认识和挖掘史学功能时不能回避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这就是如何看待和认识古与今，也就是历史和现实的关系。
    在古与今关系的认识上，实际存在着进化和退化的区别。传统史家对古今关系的认识，所反映出的是一种倒退的历史观。依照他们的看法，历史学只能成为统治阶级“厚古薄今”，用古人压后人，用死人压活人，统一人们思想的工具。史学的这种功能发挥得愈充分，对人们思想的束缚也就愈厉害。这种功能与新史学的精神显然是不相吻合的。毫无疑问，如何理解历史与现实的关系，直接影响到对史学功能的认识和阐发。五四时期的学者对重新理解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十分重视，并由此入手，对这种倒退的历史观在史学功能认识方面造成的局限性进行了批判。
    五四时期的学者指出：根据进化的观点考察历史，可知人类社会历史是由低级向高级进化的，时代越发展越进步。人类历史的演进，在一盛一衰，一起一落之中，已经包含着进步，其发展演进的过程是一个“螺旋式的循环”。“古代自有古代的相当之价值，但古代虽好，也包含于今之内。”[①b]用进化的观点看，现在的社会状况都是由过去社会慢慢发展演变而来的。古代社会并不像传统史家想象得那么神圣，那么美好。所以，不必以为今不如昔。古与今之间的联系是一种事物发展过程中的自然联系，是不能割裂的。也正是因为过去与现在之间有这种进化的源流关系，了解过去的历史才可以使我们明白今天的一切是如何进化而来的，对我们今天才能有所帮助。尽管古今有如此的渊源关系，但却不能以古事为今事的榜样。这是因为“时移则事异，事异则备变”，过去的事情未必能适应变化了的时代，以及发展了的社会。那种认为“古今之相及若形之与影，千百年前之事可以行之于千百年以后”的观点是荒谬至极的[①c]。如陶孟和就主张：不能把历史作我们的借鉴，照搬到今天，因为“古时之情形与现代不一样”。他认为，自然界的事物，根据它的生长变化的周期可以进行推论。如：花的生长必须有水、有热、有光，要素简单。而人类发展变化的历史却不是如此简单。人类之生活状况不同，所产生的“种种之情形”也就不同。如国会、革命、复辟、文化运动等各国皆有，其表现却不完全相同。“人类的情形极其复杂，不能以孟子所说的五百年一治一乱之语，包括历史上的变象。”这里陶孟和区分了人类社会发展和自然界发展的不同，并指出运用“一治一乱”循环的观点解释人类历史的发展，把古代作为今天的榜样，用过去规范现在的看法失之简单。因而，陶孟和明确地指出：“现在的问题，用陈腐的脑筋观察，用陈腐的脑筋解决，那永远没有解决的一日。所以改良现在的社会，绝对不能用古时之社会做参考，更不能因袭固有的制度和社会习惯。”[②c]
    李大钊也强调指出：不能用过去的历史来束缚现代人的思想。他认为：“史乘之往辙，不可以回旋也，圣哲之伟迹，不可以再见也。”旧历史所记的，即便是圣人贤者的“嘉言懿行，传统虽久，施之今世，决非所通”。因为时代不同了。历史记载中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所以承后世崇敬者，不在其法律典章示人以守成之规，而在其卓越天才示以人以创造之力也”。所以，他认为：“吾人生千百年后，俯仰今昔，惟有秘契先民创造之灵，而以创造新国民之新历史，庶以无愧于先民。若徒震于先民之功德，局于古人之成规，堕其自我之本能，蔽其秉彝之资性，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罪人也矣。”[③c]显然，在李大钊看来，历史记载先人的言行事迹，并不只是为后人提供“崇敬”的对象，让后人墨守其成规，主要目的应是启示后人的创造力。若因循古人，不敢创新，不仅束缚了自己的心灵，而且有愧于先人，这样的历史对现代人也就谈不上有什么益处了。
    端正对历史与现实关系的认识，打破倒退的旧史观对史家思想的束缚，用积极的、向前的态度研究历史，是重新认识史学功能的一个重要前提。五四时期学者正是抓住这一关键问题，在西方新史学理论的指导下，对传统史家在史学功能方面的认识进行了检讨，对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作了重新阐述。这一切为他们重新认识和深入挖掘史学的新功能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