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主思潮的影响与史学功能的作用方向
    五四时期学者在对史学功能的作用方向和范围的认识上表现出走向民众、贴近生活的思想特点。
    对史学为民众服务功能的最初认识，是从中国士人接触西方民主政治时开始的。许多具有先进意识的士人出于改革中国封建政治体制的需要，广泛吸收和学习西方先进的民主政治观念及其理论。同时，改良旧制度的政治运动也给中国传统史学带来了一次较大的冲击，因此反对封建专制、建立民主政治，不仅是中国政治改良的方向，也成为史学革命的重要内容，那就是批判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旧史学，建立为民主政治、为国民服务的新史学。早在本世纪初年，梁启超在倡导新史学时，对旧史学的批判就是从其不能为近代社会的“国民”服务入手的。他在著名的《新史学》一文中指出：“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然而中国史学却不是这样，“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所以，中国史书、史家虽多，但陈陈相因，“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文章中“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一言，虽有失武断，但却切中传统正史以封建帝王为中心的要害。梁启超认为，旧史学的功能压抑了“国家思想”的兴起，阻碍了国民群体意识的形成，使读史之人只知古而不知今。这样的史学不仅不能“益民智”，实在是“耗民智”[①d]。
    在梁启超看来，新史学应是能为大多数国民服务的史学。提倡新史学的目的在于唤起民众的爱国之心，以挽救国家和民族所面临的危机。很明显，他对旧史学的批判是以整个时代、社会发展趋势为着眼点的。他强调指出：“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梁启超所说的“国家”不同于一家一姓皇帝的国家，而是全体国民的国家。他所谓的“国民”是指有国家思想、有责任义务意识的民国的分子。他的这种观念与传统史家有着本质的不同。但须指出的是，梁启超对史学功能的认识同他把民主完全理解为一种政治制度一样，侧重点仍在如何运用史学这一工具以达到为国家政治服务的目的。
    梁启超对史学功能的这种认识在近代是有代表性的。近代社会由于民族存亡问题的突出，使得有识之士大都把关注点放在救国救亡方面，而没有更多的精力去进行学理探讨，他们只是提出了以往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史学不能为近代社会所用，应建立和近代民族救亡急务相适应的新史学这一问题，对新史学的功能还没有能够进行深入的认识。与其说他们对史学功能认识欠深入，不如说他们所处的时代没有给他们提供深入认识史学功能的机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象征自由、平等、民主精神的协约国的胜利，推动了民主思潮的高涨，而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各种新思潮的传入，则为人们的民主观念增添了新的内容。与戊戌、辛亥革命时期相比，五四时期的民主宣传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大大超过了以往。在时人的观念里，民主已不单纯是一个政治概念，而成为一种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等各个方面的生活原则、价值观念、人类精神。与此同时，普通人民的权利受到重视，平民主义思潮大起，“平民政治”、“平民经济”、“平民教育”、“平民文学”等口号广为流传。在这种思想氛围中建立为平民百姓服务的“平民史学”也就成为时代对史学发展的要求。
    西方新史学流派的理论和观点也明显地表现出民主时代的特点。德国新史学代表人郎普勒希特主张新史学要改变过去那种以个人为中心的历史学，着重研究“人群”或社会的进化过程，也就是摒除以封建帝王为中心的历史，重视研究民众，以民众为历史研究的中心。鲁滨逊的《新史学》则专辟一章，明确地阐述了历史学应为普通人服务的观点。他指出，历史学家近世最新奇的与史学最有关系的发现，是“我们对于普通人同普通事物的重要有一种觉悟。我们的民主精神同所有他的希望同志向就是以普通人为根据；我们的科学同所有他的事业同希望就是以尊重普通事物为根据”[①e]。所以，他积极提倡写作对普通人、对工人们有用的历史，认为只有这样的史学，才能真正体现出它为民众服务的功能。随杜威一同访华的杜威夫人在北京也作了题为“历史学之研究”的讲演。她指出：“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人们所需要的是新的活的历史，它“不是仅仅留心少数人的行为，为几个帝王英雄豪杰做年谱的，乃是留心全体人民的生活”[②e]。带有鲜明民主特征的西方新史学的传播，与国内民主思潮相一致，很容易地就受到了渴求民主的五四时期学者的重视。
    此外，西方新兴的社会科学理论的传播也使五四时期的一些学者认识到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形成了一种新的历史观。李大钊曾在《政治对抗力之养成》一文中指出：“吾尝远翻历史之陈案，近窥世局之潮流，见夫兴亡悠忽，文运变迁，世主倾颓，宗教改革，而知凡百事件之因缘，罔弗基于人类思想之变化。思想之酝酿，遂为一时之势力。表示此势力者，无问其为一人物为一制度，均不过一时民众思想之代表而已。”历史上罗马帝国的灭亡，阿拉伯帝国的兴起，“自外象观之，或由外敌之侵入，或由王朝之颠覆，而其真因，实在国民思想之变化耳”。我国辛亥革命之所以能推翻帝制，也是有国民思想变化的原因。他还清楚地认识到伟人的作用是建立在民众的基础之上的，“历史上人物之势力，莫非群众意志之累积”，“群众意志有以成之，亦复有以倾之”。“人物之势力，非其固有之物，与夺之权实操于群众之手也”[①f]。这种重视民众历史地位的历史观，无疑对挖掘史学为民众服务的功能奠定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