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史院
    这是金代为修纂本朝历史而设置的修史机构。金代的国史院也设立于熙宗天眷元年，不过在此之前就已经设有史职。目前考察到较早的史职记载是在太宗天会五年（1127年），“金人遣直史馆王枢持册使高丽”。[①c]大体也是同一时期的史职还有二人：直使馆祝简，[②c]史馆修撰程宷。[③c]直史馆和史馆修撰是辽、宋的史职，金代国史馆的史职未有此称呼。太宗天会六年下旨“求访祖宗遗事，以备国史”，命宗室完颜勖与耶律迪越掌其事，撰成《祖宗实录》三卷。[④c]此次史事未见记载有上述史职人员参加，而参预修史者亦未授史职，可知金初的史职是承袭辽旧，尚未正式开始由史官修史。
    熙宗朝可考见的史官只有韩昉。韩昉是辽末进士，入金后颇受皇帝密信，任熙宗老师。熙宗天会十五年（1137年）十二月，“命韩昉、耶律绍文编修国史”。[⑤c]天眷元年（1138年），迁昉为翰林学士、修国史。韩昉所参修的“国史”，大概就是皇统八年（1148年）修成的二十卷《太宗实录》。熙宗朝见于记载的监修国史较多，有宗斡、萧仲恭、宗弼、完颜干、宗宪、宗贤等，几乎都是宰相或副相，说明其时已有宰相监修国史的制度。但史官记载寥寥，表明这一时期国史院修史制度尚不完备。
    海陵朝见于记载的史职有修国史和同修国史，也有以宰相监修国史。海陵曾经对宰相、监修国史萧裕说：“太祖以神武受命，丰功茂烈光于四海，恐史官有遗逸，故以命卿。”[⑥c]说明国史院已经开始修史工作。可以说，金代国史院正规的修史工作，也是从海陵朝开始的。
    金代的国史院是常设机构，其史职设置大体如下：
    监修国史。由宰相监领。金制，宰相有正副各四员。尚书令下左右丞相、平章政事二人，为宰相，尚书左右丞、参知政事二人称执政官为副相。“旧制，首相监修国史”。[⑦c]这是早期的情况。世宗朝以后，“凡修史，宰相、执政皆预焉，然女直、汉人各一员。”[⑧c]副相也监领国史了，大多由宰执中有才学者任之。如章宗朝完颜匡，才学赅通，曾担任章宗、宣宗的老师。宣宗朝张行信，于史事“家学相传，多所考据”，故奉命领修《章宗实录》。[⑨c]
    修国史。掌判院事，是国史院修史工作的实际领导者。据考，修国史凡11人，都是由他官兼职。其中以宰相兼者1人、副相3人、翰林学士承旨3人、尚书省六部首领1人、翰林侍讲学士2人、侍读学士1人，官职最高者是宰相，最低为翰林侍讲学士，从三品。[⑩c]金末元好问曾经记载国史院史职，其中没有修国史一职。[11c]《归潜志》载宣宗、哀宗朝，王若虚秉史笔十五年，“在史院领史事”。[12c]但王氏没任修国史之职，官止翰林直学士。说明到金后期，“领史事者”已经完全转为由翰林院官高者兼任。
    同修国史。是修国史的副手。初置二员，女直，汉人各一员。章宗承安四年（1199年），增设女直、汉人各一员。[①d]这一史职与修国史相同，也由它官兼任。现考得同修国史23人，其中以翰林官兼者15人，尚书省六部属官兼者4人，他官兼者4人，官品一般在五品以上。
    编修官。专纂述之职，是专职史官，正八品。置女真、汉人各四员。现考得编修官18人，其中除世宗朝二名女真族编修官外，都是进士出身，入史院的途径；或经人举荐，或直接被朝廷选召。
    检阅官。俗称“从事”，掌书写，从八品，置女直、汉人各五人。现只考得5人。
    从国史院编制看，第一，各级职官都有定数，官品较高的修国史与同修国史由他官兼任，专职史职则品位较低。与唐、宋的史官大都为兼职，“如有修撰大事，则由他官兼之，事毕日停”，[②d]史成则去史职的制度不同。第二，各级史职都采取女真人与汉人对等设置，使女真人在修史部门中与汉人处于均衡状态，反映了金代民族政权统治的特点。
    国史院的主要职责是修本朝实录。修史活动的具体情况，文献中没有专门记载，仅能从一些材料中推断勾勒。元好问《中州集》卷10载：“旧例，史院有监修，宰相为之；同修，翰长至直学士兼之；编修官专纂述之事；若从事，则职名谓之书写，特抄书小史耳。凡编修官得日录，分受之，纂述既定，以稿授从事，从事录洁本呈翰长”。元好问曾经在史院任职，所言情状自然真切。这条材料讲到了国史院修纂工作的程序。可知国史院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在“日录”基础上纂修本朝史。日录，不见于它朝。据《金史、卫绍王纪赞》，元修《金史》时，缺卫绍王实录，到国史院取礼部尚书杨云翼日录四十余条，陈老日录三十余条补上，上记载李妃、完颜匡定策，独吉千家奴兵败，纥石烈执中作难等事。可知，日录是由尚书省左右司所录大事记，交付史馆，以备修史之资。又，章宗承安五年（1120年）尚书省奏：“右补阙杨庭秀言，‘乞令尚书省及第左右官一人，应入史事者编次日历，或一月、或一季，封送史院。’上是其言，仍令送著作局润色，付之。”[③d]可知，金在承安后又建立修日历的制度，由著作局掌修，将尚书省左右司所录“应入史事者”纂成日历，送交史馆。这又与唐宋制不同。中唐至宋修日历，是“以宰执时政记，左右史起居注所书，会集修撰为一代之典”。[④d]也就是在时政记和起居注的基础上纂成，然后再将日历“修而成之，谓之实录”。而金修实录，大体上是以记注院的起居注，左右司所录日录，承安后则是著作局据日录纂成的日历为主要资料来源，综而成之。
    据元好问在元朝初年所见，金共修有九朝实录，除卫绍王和哀宗二朝实录外，其它各朝实录俱全。[⑤d]金宣宗兴定五年曾计划修卫绍王事迹，[⑥d]因为元兵入侵，竟不及为。哀宗是亡国之君，自然无人能为其修实录了。实录修成后，有正副两个本子，正本藏在秘阁，副本留在史院，元朝修《金史》，主要就是依据金实录。
    国史院是否也修纪传体国史，文献无徵。世宗曾经对宰相唐括安礼说：“前代史书详备，今祖宗实录太简略。”唐括安礼回答说：“前代史皆成书，有帝纪、列传。他日修史时，亦有帝纪，列传，其详自见于列传也。”[①e]可知，世宗时，国史院还未修纪传体国史。宣宗朝赵秉文《上章宗皇帝实录表》说：“夫良将之运筹，贤相之婉画，所表忠臣节妇，所举异行茂才，本兵兴赋之烦，生齿版图之数，所宜具载，以示方来。”[②e]似乎《章宗实录》已是纪传志俱全。如是，则金代国史院所修本朝史，初为内容简略之编年实录，发展到后来，则修成纪传之国史，这与唐宋在实录的基础上修国史不同，而与辽代史馆修史的情况大体上是一致的。
    由于修史与皇朝的政治密切相关，因此得到皇帝的格外重视。修史时，皇帝往往亲自遴选史官[③e]，关心修纂质量[④e]，并对成稿提出自己的意见。[⑤e]每当实录修成奏上，皇帝必焚香立受之，是极庄重的场面。皇朝重视修史，从积极方面看，促进了修史工作更加认真。在元初所修宋、辽、金三史中，《金史》最为后人称道，这与金修实录态度之认真是分不开的。但是另一方面，也造成史官往往屈从于统治者的意志，如修《海陵实录》时，因为世宗是篡权僭越，故借修史极力暴海陵之恶。当时人贾益谦即指出：“大定三十年，禁近能暴海陵蛰恶者，辄得美仕，故当时史官修实录多所附会。”[⑥e]观《金史·海陵纪》，多铺陈其淫暴之事，而对迁都燕京、正隆初政治改革等影响金朝历史发展的大事却不置一词，就是最明显的例子。这种情况，也是封建社会高度皇权专制的条件下，皇朝修史的一般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