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戒史学[①a]是指从孔子修《春秋》到戊戌变法以前的中国古代史学，古代希腊和罗马史学亦属此类。它是把历史上的事和人作为镜子对后人进行劝诫，以此作为史学研究目的的史学。目前的中国史学是从鉴戒史学发展而来的，它的某些传统保留至今，既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基础，又制约着中国史学的变革。因此，有必要对鉴戒史学做一番认真的反思，使中国史学能更好地适应现代化社会的需要。
    一
    鉴戒史学是人们处理现实问题的需要的产物，是人们对社会运动的认识达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阶级斗争、政权更替、民族战争层出不穷，“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②a]面对着激烈变化的世界，人们迫切需要掌握自己的命运，避免在社会运动的激流中失败和覆没。
    人能否掌握自己的命运呢？刚刚进入文明时代的人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科学的进步和社会制度的变化，古代人本主义史观已冲破神意崇拜而萌发了。它虽然不否认神意的存在，却不再用神意解释历史，而强调社会上的任何事情都是作为人类意志的直接结果而发生的。春秋时期的隋国季梁说：“夫民，神之主也”。[③a]鲁国的穆叔引《泰誓》的话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④a]古希腊的修昔底德认为：“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⑤a]既然历史的创造者是人而不是神，社会的治乱兴衰和人事的成败都是人的活动造成的，那么，只要人们能够正确地处理现实问题，就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怎样才能找到处理现实问题的正确方法呢？人们从事物的变化中看到，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形成一种运动节奏的重复。司马迁说：“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①b]古希腊人也看到了这一点，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写道，埃及王阿玛西斯断绝了和萨摩斯僭主波律克拉铁斯的联盟。其理由是：波律克拉铁斯的军事征讨无往而不利，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成功的极点就是失败；为了使自己在波律克拉铁斯遇到巨大不幸的时候，不致必须为他感到痛心，阿玛西斯与他绝交了。[②b]基于这种观察中的认识，人们认为社会历史虽然是变化着的，但是其运动的节奏是重复的。如果知道了以往各种事件的前因后果，就能在处理现实中类似问题时，效法历史上的成功做法以获得成功；就能在危险到来之前加以防范，避免重蹈前人的覆辙。于是，历史鉴戒思想在古代人本主义史观和历史运动节奏重复论的基础上形成了。
    在这种历史鉴戒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中西古代史学可称为鉴戒史学。中国的鉴戒史学一直把存史、教化、资政做为治史目的。它认为：“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③b]“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④b]西方鉴戒史学的治史目的也是如此。它认为：“研究历史的特有效果就是能在历史真相的启迪下看清各种类型的例证，从中为自己、为国家选择可以效法的楷模，以及应予避免的始而有害终将成为灾难的覆辙”。[⑤b]
    基于这种治史目的，鉴戒史学在治史方法上非常注意广搜博采史料，“网罗天下放失旧闻”。[⑥b]因为史料越丰富，“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镜子”的映照面就越广，史学的鉴戒作用就越大。其二，鉴戒史学极为重视直书和史料批判，以求历史记载的真实。如果史书不能反映历史的真相，历史就成了“哈哈镜”，就无法真正地“申以劝诫，树之风声”。[⑦b]所以波里比阿说：“假如能找到一位作家确实是按照事实真相进行记述的话，那么，过去的历史是可以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未来的”。[⑧b]其三，鉴戒史学强调对历史事件的因果分析，注重“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⑨b]以便人们不仅可以“知治知乱”，而且可以“力行求治之资”，实现史学的鉴戒作用。关于这一点，波里比阿也说得很清楚，他说：“单单陈述一个事件的发生，当然是有趣的，但没有教育意义，而当这种叙述再以事件发生的原因加以补充说明时历史研究才能有益。因为只有以类似的历史情况和我们自己的处境对比，才能从中取得推断未来的方法和基础”。[⑩b]总而言之，鉴戒史学的研究方法带有浓厚的实证主义、经验主义色彩。它注重史料的搜集、考订、校勘，力求如实地再现历史；注重经验性地描绘、叙述和就事论事的因果分析，以求得人们可以根据历史上的类似情况来正确处理现实中的问题。
    二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鉴戒史学建立的基本理论前提有两个：第一个是古代人本主义史观，第二个是历史运动节奏重复论。提供历史借鉴的治史目的，决定了其治史方法具有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局限性。下面仅就其理论前提和治史方法，对鉴戒史学进行反思。
    古代人本主义史观是鉴戒史学建立的一个理论基础。它把人类历史上的一切都归结为人的活动的结果，这是正确的。如果不承认人是历史的创造者，而认为一切历史活动都是神灵的安排，那么史学提供的借鉴对人的实践活动就没有意义，史学就没有鉴戒作用。因此，鉴戒史学声称：“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惟命而言，则其理悖矣”。[①c]
    不仅如此，古代人本主义史观还否定神命决定历史发展的趋势，认为人类历史有其必然趋势和规律，并且承认这种必然趋势和规律对人的制约作用。修昔底德说：“我的著作……如果对那些想清楚地了解过去，从而对将重复发生的情况和事件也会按照人类事物发展过程的规律性进行明晰了解的人似乎有点益处的话，我就心满意足了”。[②c]王夫之则认为，历史发展有其必然趋势即“势”，“势”表现为一定的规律即“理”，这二者的统一就是“天”。他说：“天者，理而已矣。理者，势之顺而已矣”，[③c]而“理不可违，与天之杀相当，与天之生相背，自然其不可移矣，天何心哉？夫国家之治乱存亡，亦如此而已矣。”[④c]假使古代人本主义史观不承认历史规律对个人的制约作用，那么人就无需借鉴历史经验，鉴戒史学就不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