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由于小生产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只能看到在社会运动中起作用的是人的要求和愿望以及在其支配下的各种行为，不能把人的要求和愿望归结为物质社会关系。因此，古代人本主义史观不能把社会历史看成是自然历史过程，当它否定了神意之后，又把决定历史运动和人类命运的力量归结为人的心力，认为人的要求和愿望是与历史规律相一致的。王夫之说：“人也，即天也，天视自我民视者也”，“人之所同然者即为天”。[⑤c]这就是说，民心所向就是天，就是历史规律的体现。波里比阿虽然没有如此明确的表述，但他所说的“命运”并不是天命，也不是偶然性，含有某种客观趋势的意义，它是和人的意愿与行为一致的。他说：“命运使整个世界和它的历史倾向于同一个目标，即罗马帝国”；[⑥c]“罗马人勇敢地奋起攫取世界霸权和疆土，并以其伟大成功证明其胆略正当，这并不是单纯的偶然性，……这是以克服困难和危险进行严格纪律训练所获得的必然结果”。[⑦c]可见，古代人本主义史观并不否定历史的必然性和规律，它否定的是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否定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因此，它认为只要个人的行为顺应民心，顺应合乎民意的道德，就是符合历史规律和趋势，就能成功，反之就会失败。这样，古代人本主义史观在肯定人的历史主体作用的同时，又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同样是鉴戒史学的理论前提。只有认为人的愿望和要求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并体现为历史规律，即认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①d]认为“生人之意”以成“势”，[②d]人们才通过借鉴历史经验教训去把握历史规律，使历史按照人的意志运动，以达到控制自己的命运之目的。假如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认为人的意志和行为都是受其所处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制约的，那么人们就会怀疑在现实的社会物质条件下运用过去的经验是否都能有效，就会怀疑史学在任何情况下都具有鉴戒作用。因此，只能在否定天命史观的同时，又否定历史运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肯定人是历史创造者的同时，又肯定“生人之意”是与历史发展趋势和规律相一致的，鉴戒史学才能成立。
    由于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史学的鉴戒作用也被夸大了。鉴戒史学认为，借鉴了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就等于把握了历史规律，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胡三省说：“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亡弊，史可少欤！”“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③d]司马迁也认为借鉴历史经验能避免失败。他认为秦亡的原因在于，秦王没有“计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④d]史学的鉴戒作用果真如此之大吗？它真的能使人们在历史真相的启迪下，为自己、为国家选择可以效法的楷模，从而避免始而有害终将成为灾难的覆辙吗？
    历史运动有其自身客观规律，人的自觉活动不能废弃和改变社会发展的总趋势。秦的灭亡和其他封建王朝的灭亡一样，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借使秦王计上世之事”，至多不过能延缓其寿命，绝不会避免其“倾危之患”。因为，尽管历史规律是通过各种历史事件发挥作用的，但是每个历史事件又包含着其特殊性和偶然性，所以掌握了历史经验并不等于掌握了历史规律。因此，在社会运动中决定人们成功与否的绝不是什么历史经验，而是历史运动的客观规律。顺应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的行为最终会获得成功，与历史规律相背的行为，不管它是不是借鉴了历史经验后形成的，终究要走向失败。
    其次，人的意志和行为是由其所处的“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⑤d]所制约的，这些条件迫使他或选择某些历史经验，或放弃某些历史经验。李世民曾以隋亡为鉴，加强封建统治，在政治上获得了成功。表面看来，这是历史鉴戒作用的结果。实际上，是当时社会生活条件决定了他，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必须采取一些有利于小农经济发展的政策并实行“开明政治”，而历史经验不过为他的这种活动提供了依据。有些人则由于其所处的特殊的生活条件的制约，被迫放弃了他所知的历史经验走向失败。唐太宗曾说过：“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⑥d]这一历史经验是其后的封建帝王们所共知的。然而许多末代皇帝都因“刻民以奉君”，导致“君富而国亡”。显然，这些王朝的灭亡不在于帝王们不懂得李世民的遗训，而在于地主阶段的利益决定了他们必然放弃对土地兼并的限制，加重赋税徭役以镇压内乱或抵御外敌，结果都被淹没在农民起义的洪流之中。因此，人的成功与否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借鉴了历史经验，而在于人的意志和行为是否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在于人所处的特殊的生活条件。也就是说，人们所处的特殊的生活条件决定了他们能否借鉴历史经验和借鉴什么经验，历史规律又决定了人借鉴历史经验之后能否最终获得成功。所以，史学的鉴戒作用并不是万能的，它的作用的发挥是有条件的，它会使一些人获得成功，但并不能使任何人都能避免始而有害终将成为灾难的覆辙。
    鉴戒史学的另一重要理论基础是历史运动节奏重复论。处在小生产条件下的人们是从表象来看历史的，在他们的眼中历史是一个直观经验过程。他们认为历史是变化的，“世异则事异，事异则治异”，[①e]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当他们看到自然界的季节变化总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看到人类社会总是从乱到治，再从治到乱，类似的原因总是导致类似的后果；于是就认为历史运动的节奏同四季的变化一样，是循环往复的，是重复的。例如司马迁认为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其后的王朝应尚忠；因为“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②e]王夫之则说：“生之与死，成之与败，皆理势之必有，相为圜转而不可测者也”。[③e]波里比阿也认为历史运动的节奏是重复的，人们现在的处境同历史上的某些情况是相似的。因而对小生产条件下的人们来说，历史事件是值得记住的，探讨每个事件的因果关系是有意义的，这可以成为后世之人处理类似问题的借鉴。由此，史学有了价值，有了鉴戒作用。倘若人们认为历史是变化着的，但是其运动节奏不是简单地重复着的，历史上的某些情况尽管相似却是完全不同的，是不是会对史学的鉴戒作用产生怀疑呢？
    在社会历史运动中，固然存在着相似的事情。这是因为历史运动是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其中，每个否定之否定周期的肯定阶段与否定之否定阶段看起来相似，因而历史运动的节奏看起来是重复的，但实际上这二者存在着本质差异，并不是简单的重复。在古代，社会运动速度缓慢，社会的前进性需经过肯定、否定和否定之否定的多次反复才能突出地显示出来。这就造成鉴戒史学从新旧事物的相似性出发，把导致类似结果的原因看成永远类似的、一致的。于是，它把过去的事件和今后的事件看成是类似的、等值的，认为对过去事件的前因后果的揭示，即总结的历史经验教训，不仅适用于现在，也适用于以后任何时代。所以，杜佑说：“往昔是非，可为来今龟镜”；[④e]“修昔底德叙述过去的事件是为了从中预测未来的事件，那些事件都是等同的或相似的，是人类命运的不断反复；波里比阿寻找事实的原因，为的是他可以把它们用到类似的情况上去”。[⑤e]可见，形而上学的历史运动节奏重复论是鉴戒史学的理论基础之一。
    不可否认，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历史运动的节奏确实呈现为重复性，事情常出现相似性，但是这不是形而上学的“重复”和“相似”，而是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重复”和“相似”。因此，利用过去的经验处理现实问题是否有效，还取决于过去与现实的社会环境差异的大小。在小生产条件下，每个否定之否定周期呈现的社会前进性较小，社会环境的变化不大，史学在一定条件下确实可以起到鉴戒作用。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历史运动速度加快，社会环境的变化日新月异，人们遇到的往往是前人所没遇到过的新问题，甚至与古代极为相似的事情却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例如古罗马无产者的出现造成了一批批无所事事的游民，而近代自由农民的被剥夺却造成了雇佣工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用古代的经验教训处理现代问题就很可能失败，因而史学的鉴戒作用正在逐步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