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戒史学的两个基本理论前提的不科学性，也造成了其治史方法不能成为科学历史研究的手段。
    鉴戒史学是以揭示各种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即以提供历史经验教训做为自己的目的的。因果关系的探讨在史学研究中具有重大意义，抓住了因果关系运动，实际上等于在不同程度上把握住了历史运动的内在规律。然而，鉴戒史学却没有从因果关系的研究中发现历史的本质，揭示出真正的历史规律。首先，因为它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历史规律是与人的愿望和要求相一致的，历史的进程是由人的行为所决定的。于是，它把历史上战争的胜负、国家的兴亡盛衰完全归结为人的道德和行为，而不去进一步探究人的道德和行为产生的物质原因。例如，刘知几认为：“晋之获也，由夷吾之愎谏；秦之灭也，由胡亥之无道；周之季也，由幽王之惑褒姒；鲁之逐也，由稠父之违子家”。[①f]再如，修昔底德认为，雅典的繁荣是由于我们祖先们的贤智，而不是由于他们的幸运；由于他们的勇敢，而不是由于他们的物质力量。[②f]其次，由于鉴戒史学主张历史运动节奏是重复的，因而它在探讨因果关系时不注意对社会环境进行深入的研究，只是对社会状况作表面性的概述。司马迁对秦统一中国的原因的探讨就是如此。他说：“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乡风，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殁，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敝”。[③f]由于上述原因，鉴戒史学探寻事情变化原因的途径就是寻找另一可被知觉的对象，或是某一历史状况，或是某一历史人物的道德和行为，并对这些事或人做一番直觉式的议论。这就造成鉴戒史学的研究工作始终停留在经验性研究水平之上，其所形成的是对历史运动的直观性认识，它给人们提供的也只能是作为借鉴的一些经验事实。
    为了提供作为借鉴的经验事实，鉴戒史学非常注意广搜史料，力求历史记载真实。其主要研究手段是对史料进行考证和辨伪，对历史事件做精确描述。这样其注意力就被局限在一个个具体事情上，造成鉴戒史学目光短浅，使其研究工作仅限于个别问题的研究。本来个别问题的研究，可以使人们从历史的多样性研究中发现历史的统一性。然而鉴戒史学的个别研究是孤立的研究，不能把个别历史现象置于社会运动之中，同其他历史现象联系起来考察，从而阻碍了它的认识的发展进程，不能揭示出真正的历史统一性和历史规律。例如，政治问题是同经济、文化等方面联系着的，要认识政治历史现象的本质及其内在规律，就要揭示政治历史现象同其他历史现象的联系。可是，《资治通鉴》则“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④f]编为一书。因此，《资治通鉴》的出现并没有使鉴戒史学发现古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规律。
    综上所述，鉴戒史学是小生产条件下的为现实服务的史学，其任务是使人们通过把握历史运动规律，来正确地处理现实问题。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也是我们应该发扬的。但是，由于它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人的要求与愿望是历史规律的体现，认为借鉴了历史经验就等于把握了历史规律，从而把提供历史借鉴作为治史的目的和为现实服务的手段，这是不科学的。由于它认为历史运动的节奏是重复的，过去的事情同未来的类似事情是等值的，研究过去就是研究现实，就是研究未来；所以鉴戒史学的为现实服务就是用过去教导现在，教导未来，让现实成为过去的奴隶，这一点是不可取的。因为鉴戒史学的这种为现实服务的办法，只能使史学跟在现实运动的后面，缺乏对未来的科学预见，造成史学与现实的脱节。由于其治史目的的非科学性也造成其治史方法陷入经验性的孤立事件的研究，阻碍了其历史认识上升为科学的理性认识，妨碍了其自身的变革。当然，在古代，史学在一定条件下也确实可以起到鉴戒作用，这一点也应予承认。
    三
    当前，在世界新技术革命和国内改革开放大潮的双重挑战面前，我国的史学工作者们为使中国史学摆脱被社会冷落的低谷状态做出了许多努力。例如：强调史学要为现实服务；否定了历史发展的单线模式，提出了历史发展的多维的、立体交叉的网络模式；破除了对教条主义和西方科学主义的迷信，正确地认识了人的历史选择和历史规律的关系；引进了先进的历史研究方法，扩大了史学研究领域，等。除此之外，还应该彻底打破对史学鉴戒作用的迷信，变革治史目的，否则，中国史学的面貌不能获得根本性的改观。
    由于鉴戒史学传统的影响，目前出版的许多史学理论教科书及有关论文依然将“以史为镜”视为治史的要旨，视为史学的主要社会功能。大多数史学工作者依然认为，历史学是总结人类自身活动经验教训的学科，是人伦道德教育的一面镜子，是培养爱国主义以及勤劳勇敢、廉洁奉公等高尚情操的教材，是制定政策的借鉴。请看，许多人对史学功能的认识，基本上还停留在鉴戒史学的“存史、教化、资政”的水平上。由于人们依旧认为治史的目的是提供历史借鉴，用以资政和进行道德情操教育，所以他们的历史研究就是提供经验事实，新的历史理论的创立，如历史发展的网络模式等，并没有引起我国史学研究的根本改观。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研究领域的开拓倒是给史学带来了一些“新气象”。但是，这些“新气象”不过是在新领域内，用新方法进行某一局部历史的事实性研究和描述而已。可见，变革治史目的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史学不是一门停滞不前的学问，仅仅改变史观、改进治史方法、改变研究领域并不能使史学获得发展，还必须让治史目的随着科学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而变革，才能使史学不断进步。
    为现实服务是史学存在的必要条件之一。史学要为现实服务就必须抓住过去与现在之间的纽带。鉴戒史学虽然意识到历史规律是联系过去与现在的纽带，但是它从事物的相似性出发，认为掌握了历史经验教训就等于掌握了历史规律，从而把提供历史借鉴作为治史目的，这种认识今天看来是不科学的。再者，尽管随着社会变化的加快，史学的鉴戒作用在减弱；可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史学仍能发挥鉴戒作用。因此，史学的借鉴作用虽不应予否定，却不宜再把提供历史借鉴做为治史的主要目的，而应把它视为治史的一个次要目的。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来看，“现实的属性仅仅属于那同时是必然性的东西”。[①g]因而联系过去与现在的真正纽带，不是从事物的相似性出发得出的历史借鉴，而是历史运动的必然性和规律本身。认识了历史运动的必然性和规律就能更深刻地理解过去，同时也能正确地认识现实，并能在宏观上指导人们改造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因此，中国史学变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变革治史目的，即从提供历史借鉴为主要目的，变为以提供历史规律为主要目的。这样可以使史学不是跟在现实运动后面指手划脚，而是从现实需要出发，通过历史研究科学地预测社会发展趋势，成为社会进步和变革的向导；从而使史学受到社会的重视，成为现代化的为现实服务的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