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它并没有穷尽真理，更没有终结历史学探讨社会规律的任务；相反，它给史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为史学的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恩格斯说：“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很大的帮助，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②g]就目前的状况来说，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探讨各社会形态、各民族和国家的政治、经济、哲学、法学和一般文化发展的特殊规律、具体规律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这是因为，过去有些人受到教条主义的影响，把唯物史观当做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当做套语，“把这个套语当做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尽速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③g]他们这种治史作风堵塞了史学探索历史规律的道路。虽然他们口头上承认史学的功能是发现历史规律，但在实际上只能为历史唯物论做注释，从来没有真正地把探讨历史规律当作治史的目的。所以，至今中国历史发展的具体规律是什么？中国土地制度演变的特殊规律是什么？中国伦理道德发展演变的特殊规律又是什么？……这一切尚不清楚。中国史学还没有搞清中国自身历史发展的规律，它怎么能帮助人们认清中国的现实呢？它怎么能在宏观上指导人们的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呢？它又怎么能不被社会所冷落呢？对于中国史学来说，探寻中国历史发展具体规律的工作基本上没有展开，向这块处女地进军，中国史学就能超群出众。
    把探讨历史规律作为中国史学的最高目标，可以使治史方法发生变革，成为科学的历史研究的手段。在探讨历史规律的过程中，鉴戒史学的广搜博采史料，重视史料的考证与辨伪，注重因果分析的优良传统必将进一步发扬光大，同时能使史学研究从事实性研究上升为哲学性研究。其次，探寻历史规律可以充分发挥现代史学理论和方法的作用，使史学在拓宽研究领域和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形成对各种历史现象的联系性研究，避免鉴戒史学的孤立性研究的倾向。其三，历史规律认识本身就是对历史的整体认识，研究历史规律才是真正地研究历史总体。因此，在以探寻历史规律为目的而研究个别历史现象的时候，注意力就不会被局限在一个个具体事情上，会把个别历史现象置于整个历史过程中加以考察，形成对历史全过程的研究。
    通过对鉴戒史学的反思和对中国史学现状的分析，应该看到，破除对史学鉴戒作用的迷信，变革治史目的是中国史学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关键。如果某种史学的理论是现代的，研究方法是现代的，研究的领域也是现代化的；但是其治史的主要目的却是古代的，是提供历史借鉴，这种史学可以被称作现代化史学吗？这种史学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吗？
    注释：
    ①a 关于“鉴戒史学”的提法，参看姜义华等：《史学导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1页。
    ②a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③a 《左传》桓公六年。
    ④a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⑤a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03页。
    ①b 《史记·平准书》。
    ②b 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12-214页。
    ③b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六《光武》十。
    ④b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末《叙论四》。
    ⑤b 李维：《罗马史》序言，转引自绍特威尔：《史学史导论》，哥伦比亚大学，1922年，第250页。
    ⑥b 《汉书·司马迁传》。
    ⑦b 《史通·直书》。
    ⑧b 汤普逊：《历史著作史》上卷第1分册，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70页。
    ⑨b 《汉书·司马迁传》。
    ⑩b 汤普逊：《历史著作史》上卷第1分册，第79-80页。
    ①c 《史通·杂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