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编篡学的成就。20世纪的中国史学，在历史编纂学上经历了重大的历史性变革。首先，在历史编纂思想上，注重于揭示历史发展的进程及其内在规律，揭示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和社会生产力作为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等。在历史编纂内容上，在传统的纪传史、编年史、典制史、纪事本末史的基础上，开创了各种专史的研究和撰述，如经济史、政治史、民族史、宗教史、学术思想史、文学史、史学史、艺术史、风俗史等等，从过去的着重于朝代兴亡为主要内容而发展到对社会制度、社会生活、意识形态方面的关注。在历史编纂形式上，章节体的出现和广泛运用，一方面是它能在容纳历史信息上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和灵活性，一方面也便于广大读者的阅读和理解，这是旧的史书体裁所不及的。当然，单一的章节体也会使多样的历史编纂形式变得单调起来，并且也不能完全适用于表现纷繁复杂的历史面貌和历史进程。近20年来，随着新综合体的创立，史学工作者开始注意到充分继承、发扬传统史书体裁的优点，促进了宏大的历史撰述工程的进行，这在中国通史、清史、太平天国史、民国史的撰述中尤为突出。
    --历史文献学的成就。20世纪的中国史学在文献学方面的成就，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对新发现的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二是对传世的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三是对明清档案的整理和研究。新发现的文献，有甲骨文字，商周金文、侯马盟书、秦汉简牍帛书、敦煌写卷、吐鲁番文书、碑刻墓志等。其中《甲骨文合集》这一巨型工程的完成，以及关于敦煌写卷和吐鲁番文书的整理、研究所取得的成就，都引起了全世界学者的关注。这些新发现的历史文献，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历史的内容，更加突出地展现出中国古老而灿烂的文明。对传世的历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其荦荦大者，如30年代《廿五史补编》的出版，50年代《中国近代史料丛刊》、《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等的编辑、出版，50年代开始的对《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清史稿》的点校、出版，以及近十几年来在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统一规划下所展开的大规模的历史文献的整理与出版，在保存和利用历史文献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人们研究历史提供了方便条件。明清档案的清理和利用，对于推进明清史的研究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当然，对于本世纪历史文献的整理，尚待有计划、有步骤地进一步展开，这对下个世纪历史学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近十几年来，关于历史文献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出版了不少专著，探索和认识也在不断深入。
    --研究和继承中国史学遗产方面的成就。史学的发展，离不开对自身的反省和继承。20世纪初，中国史学着眼于对自身的反省和突破；60年代以后至今（其间，“文革”十年例外），着眼于反省和继承。没有突破不能发展，忽视继承也不能发展。“新史学”的倡导，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和发展，对传统史学起了突破的作用；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得以广泛传播之时，史学家们有可能比较冷静地来思考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于是在60年代出现了中国史学史研究开始兴起的局面。“文革”结束以后，中外史学史的研究更加发展起来，并且有专业学术季刊《史学史研究》的创办和在国内外的广泛发行，以及数十种有关史学史论著的出版，许多高校历史系开设了中国史学史课程，全国的和教委的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也有一定数量的中国史学史课题。这种“史学寻找自己”的热情，必将进一步推动史学的发展。
    --研究和借鉴外国史学有益成分的成就。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就其整体来看，都是同研究、借鉴外国史学的积极成果，尤其是理论和方法方面的积极成果相联系的。这在二三十年代、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出现了三次高潮。最近，于沛先生有专文进行评论。[①d]这三次高潮，虽产生于不同的年代，引进的内容也有很大变化，但却出现了惊人的相似之处，即由简单搬用到认真辨析，再到具体对待。其中经验和教训，都是很深刻的。于文总结了三条“规律性现象”，是值得重视的：第一，“外国史学理论在中国的引入和传播，从来不曾脱离中国社会发展的广阔的历史背景。”第二，“外国史学的引入和研究，从来是和中国史学建设联系在一起的。”第三，“引入和研究外国史学理论，要立足于中国史学坚实的基础上。对其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同盲目地排外、否定一样，都将对中国史学带来严重的危害。”这几点认识，可以引起人们深入的思考。从整体来看，本世纪中，中国学人对外国史学的研究与借鉴，成绩是不小的；从发展水平来看，以第三次高潮为例，我同意这样的评价：“目前，西学之引进正处在转折点上：一般性的介绍与表层的移植已经过去，但真正独创性的深入地研究的时代尚未到来。”[②d]
    --考古发掘和考古学研究的成就。20世纪，是中国近代考古事业从起步而走向辉煌的世纪。近百年中的许多震惊世界的考古新发现，足以使中国学人重构上自西侯度文化、元谋人文化至夏文化间的中国古史的远古时代，而且也极大地丰富了文明时期中国历史的内容，更加显示出中国文明的悠久和灿烂。这是20世纪中国史学遗产极其重要的部分。
    --普及历史知识、进行历史教育的成就。中国史学有注重通俗化的优良传统，这对于普及历史知识、进行历史教育有重要的意义。“新史学”的倡导，也包含有这方面的目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尤其重视这一工作。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的史论和史剧，在这方面有突出的贡献。1948年，翦伯赞在《关于历史知识的通俗化问题》一文中指出：“本国史知识之所以有普及的必要，就是因为我们可以通过科学的历史知识来肃清各种封建的、买办的、个人主义与英雄主义的旧思想，并且我们可以由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而加强对中国民族进步方向的信心与认识。”[①e]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关于普及历史知识、进行历史教育的基本观点。新中国成立以后，这项工作有了广泛的开展。吴晗在60年代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和《外国历史小丛书》曾一度成为史学界、知识界、读书界关注的事情，成为大众所关注的事情，堪称进行这项工作的典范，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颂。新时期以来，这方面的工作的范围更加扩大了，如历史文献的今注今译，图与文相结合的历史读物的增多，各种通俗的历史人物传记的出版，等等，使这一领域显得格外活跃。其中，一定会有经得起大众和时间的考验的产品流传下去，而媚俗和平庸之作，必然会被历史所淘汰。
    20世纪中国史学的成就还有许多具体的表现。以上所举八项，都是比较重要的方面，它们是20世纪中国史学遗产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