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们在前一篇论文《孔子史学观念的现代诠释》（载《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3和第4期）中，主要根据《春秋》，系统地说明了孔子的历史编纂学理论。在本论文中，我们试图完全根据《易传》，阐发孔子历史哲学的微言大义。
    首先必须声明，我们认定《易传》是孔子“晚而好《易》”的哲学笔记。宋以前的中国学者一致认为《易传》（对《易》的经文所作的十篇解释，故又称《十翼》）是孔子的著作，但是自欧阳修开始到今天，历代总有人怀疑《易传》出自孔子手笔。我们仍认为司马迁的记载最有权威性，他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文言》”（《史记·孔子世家》）。这句话可以作不同的解读，而班固的理解最明确无疑了。班固说：“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汉书·艺文志》）；又说：“〔孔氏〕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儒林传》）。司马迁和班固都是忠于史实的伟大历史学家，而且去古未远，他们的话应当是可信的。就司马迁所记载的三代历史而言，如章太炎所指出：“太史公记五帝三代，必依古文而排七国、秦汉间俗说”。例如，司马迁的《殷本纪》所记的事件比孔子早一千多年，王国维以甲骨文为确证，尚且得出了“今由卜辞证之，则以《殷本纪》所记为近”的结论。司马迁的《孔子世家》当然更近于历史的真实。所以我们认定《易传》基本上是孔子的著作，这并不排除后来混进了战国和秦汉间的某些观念和俗说。但是《易传》中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原理只能出自伟大哲学家孔子手笔。朱熹说得好：“《易》本卜筮之书，到孔子方说得上义理去”（古代所谓“义理”就是今天所谓的哲学）。所以我们据《易传》来讲述孔子的历史哲学。
    马克思断定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整个德国历史编纂学……达到自己‘最纯粹的表现’的产物”。〔1〕我们也可以说， 孔子的历史哲学是他自己的历史编纂学的最纯粹表现的产物。西方现代学者有时把历史哲学称为“元历史学”（metahistory）或历史学的“元理论”。 现代西方的科学方法论研究者分别出一门科学的“对象理论”和“元理论”。所谓对象理论，以数学为例，即以“数”和“集”为研究对象而得出的数论和集论。如果不涉及作为研究对象的数和集，而仅研究数论和集论的逻辑结构及其在理论上的确认程度（degree of corroboration），那就是数学的元理论或元数学。据此，我们认为孔子的历史哲学就是他的历史编纂学理论（历史学的对象理论）的理论，也就是他的史学理论的“最纯粹表现”。
    一、孔子史学理论的两个主要课题及其所需的元理论
    我们在前一篇文中论述过，孔子史学的对象有两大类：一为春秋时代242年间的重大“行事”， 主要是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巨大变动；一为夏、商、周三代之礼的相因与损益。孔子对这两类历史事实不仅作出如实的叙述，而且作出了有“理论负荷”（theory-laden）的理解。孔子的这种理解表现在如下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孔子不是从历史的主体（行为者）去说明某一事实怎样产生或为什么产生，而是宏观地把它纳入历史过程中表现它是顺应时势而产生的，这是一种历史发展观。在另一方面，孔子对历史事实的观察陈述蕴含着对它们的道德价值判断，用旧的术语说，即“寓褒贬，别善恶”，甚至有时“以一字为褒贬”，这是历史的伦理观。这两种观点就是孔子的历史编纂学理论的两大课题，孔子的历史哲学就是对这两大课题进行哲学的反思而创立的历史学的元理论。我们先就这两大课题概述如下。
    （一）“时措从宜”的历史发展观
    先就孔子的历史发展观说，朱熹作过扼要的说明，他说：“《春秋》只是直载当时之事，要见当时治乱兴衰。初间王政不行，天下都无统属；及五侯出来扶持，方有统属，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到后来，五霸又衰，政自大夫出。到孔子时，皇帝王霸之道扫地，故孔子作《春秋》，据他事实，写在那里，教人见得当时事是如此”。就从朱熹的这几句话中，也可看出孔子并不是完全直载当时之事，而是隐藏了一种历史理论。有人问朱熹：“孔子有取乎五霸，岂非‘时措从宜’哉”？朱熹作了肯定的回答。〔2〕什么是“时措从宜”？ 它出自《礼记·中庸》的“时措之宜”一语，据标准注释：“时措，言得其时而用”。显而易见，这是一种历史发展观，它意味着：王政衰微后，五霸的继起而能使国家有所统属，是得其时而行，这也就是说从王道到霸道是适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孔子在研究三代之礼时，明确地表达出“时措从宜”的观点。用《礼记》中的话是，“礼，时为大”（《礼器》篇）；“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乐记》篇）。汉代礼学专家叔孙通概括为：“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损益可知也，谓不相复也”（《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按：所谓“节文”是礼学中的一个专门术语，见于《礼记·檀弓下》，指礼仪的具体规定。
    “时措从宜”的观点或理论是对社会变动的认可，这种观点产生于历史时代本身的要求。春秋时代中国社会发生了空前剧烈的变动。有识之士深深地感到，要扩大自己的视野，以便宏观地认识社会变动的不可避免性。在春秋后期，晋国蔡墨（因任太史故世称史墨）可能是第一个具有这种历史理论思维的史官。他不但“有取乎五霸”，并且有取乎“政自大夫出”。公元前517年， 鲁国国君昭公被该国的大夫家族季氏驱逐出国，510年昭公死于流亡中。 晋国正急赵鞅闻讯后问史墨道：“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史墨回答说：“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姓之后（杜注，指虞、夏、商三代之子孙），于今为庶”（《左传·昭32年》）。史墨讲出了这样的一个道理：在自然界，陵谷的形势都会发生更替，都不具有永久性；那么，人事更是无常的，社会形势的变化是自古以来的必然现象。在这里，隐藏着一种把自然和历史统一起来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不过史墨没有系统地表述出来。史墨的同时代人孔子，在《易传》中，则把变易作为天地万物的基本规定，创立了系统的变易的世界观，以之作为“时措从宜”论的哲学基础。
    公元前7-6世纪也是希腊历史以空前速度运动着的时代，从而也产生了变易的哲学世界观。恩格斯这样描写道：“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的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组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这个原始的、素朴的但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是古希腊哲学的世界观，而且是由赫拉克利特第一次明白地表述出来的”。〔3〕赫拉克利特的学术活动的盛年在公元前504-501年。孔子晚年撰写《易传》是在他的“五十而知天命”之年（公元前501年）以后。 东西哲人在哲学世界观的创举居然在同一时候。赫拉克利特的哲学警句是“万物皆流转，无物常在”，他把事物比作一条河流，并断言“人不能两次涉入同一水流中”。孔子对万物的发生与消逝也有同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
    在下下节中，我们将详叙孔子的世界观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