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思辨哲学的方法
    在《易传》中，孔子把“易简”的方法从近取诸身法（自身的直观）上升到逻辑的、甚至思辨哲学的高度。这就是《系辞传上》所说的：“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我们先从逻辑方法说起。什么是“亲”？孔子说：“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乾·文言传》）。可见，“亲”就是使个体各从其类；从而同类之物便有“亲属”关系。也就是逻辑上的“分类”（classification）原则，即把一群本性上相同的个体归于一个类中。所以孔子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见《礼记·乐记》所引用的《系辞传上》的话）。《易传》把“天”和“地”作为两个在各自领域中包括一切个体的“类”，即逻辑中的“最高类”（summun genus），其类特征为“上，下”，而《易传》所谓的上和下兼指空间位置、社会地位、价值判断而言，凡属于天者“亲上”，属于地者“亲下”。
    “有亲则可久”意味着“类”是长久不变的。因为“类”是普遍性的规定，是抽象的，所以永久是它自身；至于每一类所包括的个体则是有生有灭的。所谓“易从则有功”一语中的“易从”可以理解为逻辑推理，即荀子所说的“推类”--“以类度类”，“类不悖，虽久同理”（《荀子·非相》）。而“有功”则指类推的逻辑功效，如荀子所说的“以近知远”、“以一知万”等等。
    不论《易传》中的逻辑方法运用到什么程度，逻辑方法本身不可能达到“易简”所要求的最终目的“天下之理得矣”。在古代思维中，一般地说不可能有科学的、实证的方法，而只能靠形而上学或思辨哲学去把握天下之理，《易传》就做到了这一点。例如，“阴”和“阳”这两个概念最初只是象征男女两性的生殖机关的符号（阴爻与阳爻）；可能在原始社会的“生殖器崇拜”风俗下，它们被神秘地用于卜筮。后来，八卦创始人在观象于天和观法于地后，以阴阳两爻三叠为一单位，作出八个不同组合的“八卦”图形，并给予专有名称，以象征八种主要自然现象，即乾卦象天，坤象地，震象雷，巽象风，坎象水，离象火，艮象山，兑象泽。但是，这种取象的认识仍然未摆脱直观的、感觉的形式。最后，如《说卦传》所说：“《易》六划而成卦，分阴分阳，迭有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这就是说，以八卦中的两卦相叠（六划而成卦）而形成的不同组合，一共得出64卦384爻的卦象系统。 《易传》把“爻变”（爻在卦中由阳爻变为阴爻或由阴变阳）作为宇宙一切事物变易的信息。如《系辞上传》所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爻者，言乎变者也”，“效天下之动者也”。于是，这个“卦无定象、爻无定位”（程颐语）的卦象系统成为万物变动的信息关系的总和，并被用来解释或预测天地、日月（如“日昃月食”）、昼夜、寒暑、风雷、山泽等等自然现象的变化；而且同样用来解释或预测有关人事的泰否、损益、剥复、吉凶、祸福、利与不利，等等。总之，卦象系统是把自然现象、人类社会和精神活动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看待，从而，在孔子的思想中就成为天人合一的哲学世界观。在这个哲学体系中，例如“阴阳”和“乾坤”这两对基本范畴已由感性的直观上升为〔用黑格尔对《易经》的评语说〕“极抽象的范畴，最纯粹的理智规定”。用《系辞上》的话说，“阴阳”和“乾坤”已由“形而下者谓之器”的“器”，上升为“形而上者谓之道”的“道”；该《传》并且明白规定“一阴一阳之谓道”。具体地说，《易传》把阴阳作为万物生成和变化的动力因，故“阴阳合德”能“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至于“乾坤”则被抽象化为宇宙万物的全部生化的信息之“元”。《乾·彖传》云：“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坤·彖传》云：“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含弘光大，品物咸亨”。所以《系辞传》概括地说：“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
    总之，《易传》的哲学方法归根到底是思辨的方法，亦即形而上学的方法，如马克思所指出（马克思把“思辨的”和“形而上学的”用作同义词），“〔对某些〕形而上学者说……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或水中的东西，经过抽象都可以归结为逻辑范畴，而整个现实世界都……淹没在逻辑范畴的世界之中”。〔6〕上述的“阴阳”与“乾坤”就是孔子哲学系统中关于“天地之道”方面的两个基本范畴。（待续）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5页。
    〔2〕转引自《春秋三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纲领》第5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0页。
    〔4〕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中文第1版，第461页。
    〔5〕康德：《道德形而上学探本》，唐钺译， 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16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