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主要思潮
    20世纪中国史学思潮纷繁、复杂，对于它的研究、认识，实为从思想上、观念上总结20世纪史学遗产所必须，更是明确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方向所必须。关于20世纪初中国史学思潮和新时期中国史学思潮，已见有专书、专文论述，[②e]但总的来看，这方面的讨论和研究还很不够，是应当引起注意的。
    思潮，主要是指一种思想倾向。史学思潮主要是指史学观点上的某种倾向。但就广泛的意义上讲，史学方法上的不同，有时也会造成史学思潮上的歧异。这些都是相对而言的。这里，我们是否可以从宏观上来看待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主要思潮，以便把握它的基本思想脉络。这就是：
    --早期“新史学”思潮，以历史进化论为指导，活跃于20世纪初，在批判传统史学、引进外国史学、推进中国史学的近代化方面，有重要的历史功绩。但是，早期“新史学”思潮有两个明显的局限性：一是它在理论上没有提出对客观历史的科学的说明，以及人们认识和研究历史的科学的方法论；二是没有提出系统的、有影响的中国历史论著，留下足以代表这一思潮的主要遗产。
    --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三四十年代获得重大发展，五六十年代在中国广泛传播，经过“文革”10年的历史性考验后，八九十年代进入了健康发展的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是在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思潮的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是在同中国的现实、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史学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本质特征和民族风格的，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以追求科学性与实践性相统一为史学发展的目标，在中国史学发展中占有中流砥柱的作用，代表着、反映着中国史学发展的方向和前途。当然，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在发展中，也留下了严重的教训：一旦把理论当作教条并以其去剪裁历史，那就不仅曲解了历史、损害了史学，而且也使理论失去了指导的作用和科学的价值。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必须记取这一严重的教训。
    --新历史考据学派思潮，以重视治史方法、进化史观和新史料的发现相结合为基本特征，滥觞于20世纪初，在20年代至40年代获得丰硕成果。1945年，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引论》中，概括了这一史学思潮的特征：
    后期史学的面目，是颇为新颖的，他所以比前期进步，是由于好几个助力：第一是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的输入。过去的乾嘉汉学，诚然已具有科学精神，但是终不免为经学观念所范围，同时其方法还嫌传统，不能算是严格的科学方法。要到“五四”运动以后，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才真正输入，于是中国才有科学的史学可言。……第二是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过去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于历史的观念。……第三是新史料的发现，在近百年中，新史料发现很多，一方面可以补充过去史籍的不备，一方面却又决定了后期史学的途径。他说的“后期史学”，即指20世纪前期而言。我以为，这一段话，大致可以反映出新历史考据学派思潮的主旨。
    --当代新史学思潮，这主要指新时期以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借鉴二战以来尤其是当代欧美史学发展中提出的新的理论和方法，探讨对社会历史作跨学科研究或对社会历史作某一层面的研究为基本特征的史学思潮。这一思潮的健康发展，将推动中国史学对外国史学的借鉴，有利于中国史学的发展。这里，应当注意的是：对外国史学的新理论、新方法的借鉴，应取分析的和慎重的态度。分析并不意味着保守，慎重亦并非拒绝。
    三、学风建设和21世纪中国史学的前景
    走向21世纪的中国史学，面临着许多历史性的任务。为了迎接这些新的任务，迎接新的挑战，史学队伍素质的提高，是一个迫切的问题。没有高素质的队伍，便不会有高水平的研究和出色的成果。
    现在，使人感到忧虑的是，史学队伍的学风建设荒疏，在有些问题上反映出不良学风的严重倾向。学风问题是根本性质的问题，不端正学风，不提倡和建设起优良的学风，我们的历史科学以至整个哲学社会科学要去攀登21世纪的高峰，是十分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学风建设，首先是指导思想方面的问题。本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历史学在理论上的一个重要的突破，是反省了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教条主义式的搬用，因而造成了历史研究中的简单化、公式化的倾向。这种反省是必要的和有益的。由此而产生的积极作用是巨大的，可以看作是本世纪中国史学在科学化道路上的又一次升华。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中国史学在走向21世纪的过程中，能不能坚持正确地运用唯物史观作为研究历史的指南，能不能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不断地进行理论上的创新，从而不仅在思想认识上而且在科学研究的实践中纠正以往的简单化、公式化的倾向，把对于唯物史观的运用推进到更高的、更科学的新阶段，这是中国史学能不能在21世纪创造新的辉煌的关键。这里，有两个认识上和实践上的症结。第一，纠正对于唯物史观的简单化、公式化的搬用，并不是由此证明唯物史观的根本原则不可以用来指导研究历史，更不是证明研究历史必须脱离唯物史观的指导。所谓“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最终还是要明确什么是“正”、什么是“源”，并把这个“正”、这个“源”坚持下去。第二，纠正对于唯物史观的简单化、公式化的搬用，使历史研究者的思想得到解放，从而能够在唯物史观的总的原则的指导下进行创造性的研究，并善于吸收当代国内外各个学科在理论、方法论上的新的进展，以丰富唯物史观的内涵。处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史学工作者，在对过去的反思进行反思的时候，有必要进一步明确这些问题。
    其次，是尊重学术史上的积极成果，尊重当代人的论著所提出的积极成果。这是后人对前人所作的探索应取的态度，是个人对社会应取的态度。现在有的研究者，不考虑具体的历史条件而对前人的成果横加指责，甚至全盘否定，这种非历史主义的治学态度和批评方法，有时还受到赞扬和吹捧；现在也有的研究者，明明是参考了、借鉴了前人或今人的研究成果，而在自己的论著中不作说明、不注出处，以至故意向读者加以隐瞒，从而把自己装扮成某个观点、某种见解的提出者、首倡者。这两种情况，都严重地干扰了学术研究的正常秩序，都在助长着不良学风的泛滥。纠正这种不良学风的倾向是非常必要的。
    再次，提倡进行开拓性、创造性研究。在历史学界，这些年来，出版了不少论著，发表了许多文章，其中有一些是很出色、很优秀的成果；也有一些是重复地做着前人做过的文章，甚至也重复地做着当代人做过的文章，而又没有新的创意，这对于通俗读物来说，未为不可，对于学术研究来说，是应当努力避免的。这里，是不是有一种平庸的学风在滋长呢？这种情况不改变，中国的历史学要创造21世纪的辉煌也是很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