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品评体例恰当。如卷十七“编次未当”门“孟诜无隐概而入隐逸传”条：
    今案：孟诜，本方术养生之士也。《旧唐书》止列于艺术传，且未尝有隐概，今书乃入隐逸传，莫谕其说。考《新唐书》中《孟诜传》，致仕后虽曾隐居山林，但生平行状仍以仕宦为主，归入隐逸传，确有牵强附会之嫌。“类例既分，其义自明”，若归类不当，则易引起误解。
    其四，指责文字错讹，也有不少可取之处。吴缜所纠第二十门“字书非是”，指责《新唐书》误用字、不经字、讹错字之类，计七十八条，后世学者攻击最多。《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六条谓“今观其书（指《纠谬》），实不免有意抨击。如第二十门‘字书非是’条，至历指偏旁点画之讹以讥切修等，大都近于吹毛索瘢。”其实，吴缜所纠《郑善果传》“聊城”误作“辽城”；《仆固怀恩传》“横水”误作“黄水”；《王羲方传》“庞萌”误为“蓬萌”；《李怀仙传》“仙”字误为“先”，已不仅仅是一字之误，而牵涉到地理、地名诸多史实问题，不纠则今人费解甚至误解。
    综上所述，认为吴缜是《新唐书》的有功之臣应不为过。《新唐书》修成进呈之时，仁宗即谓“《旧书》不可废”；日后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且“悉据旧史，于《新书》无取焉”（《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九）；“二十四史”当中，也只有欧阳修的《新唐书》、《新五代史》是一朝两史，这都是《新唐书》存在诸多不足的明证。吴缜无视天下大忌，以一人之力，不遗余力，专书弹纠欧宋，值得褒扬。虽然，钱大昕参诸家之说，精考详究，对《纠谬》用功“老而不衰”（钱大昕《纠谬跋》），于《纠谬》各条之下多有校注案语，另外又纠摘出《纠谬》之误三十余条《据钱大昕《纠谬跋》统计），但是，当代史学家岑仲勉先生却评价说：“钱氏作《纠谬》案语，意欲为《新书》张目（观其甲午跋知之），然读书莫弊于先存家数之见，强为辨护，时不免束茧自缚也。抑钱氏癸丑八月自记言，‘又续得辨正若干条，并写以贻之’，若自名其文曰辨正者，但各条中常实证《纠谬》所纠之不误，以称‘辨证’，名实弗符。”（岑仲勉《唐史余渖·刘总以八州归朝》）即便钱氏所纠极是，《纠谬》全书四四九条，钱氏所纠也十不及一，正如李慈铭所说：“吴氏专著一书，纠并时新出之史，而欧、宋皆大臣盛名，官修进御，吴欲以一人之力考之，其用心自更精当，故得者尤多。……要其全书中瑕类不及十之一，晁公武讥其不能属文，多误有诋诃，固未确论也。”（《越缦堂读书记》三《历史》）章学诚也有同感，他说：“二十篇书隶四百余事，偶因一事失检而遂谓多有误诋，毋乃刻与？”（《文史通义》外篇二《唐书纠谬书后》）
    三、《纠谬》的史学思想
    通观《纠谬》全书，分析吴氏《自序》，我个人认为，《纠谬》一书不是简单的一部纯粹校勘学、考据学著作，而是一部很有历史眼光，颇多真知灼见的史学专著。吴缜不但精于校勘、考证，而且对史书编纂学、史料学，也有比较完整的认识。关于《新唐书》修撰八失之说，以及《纠谬》在弹纠《新唐书》各类问题时，散见于各类中的议论，都是他史学主张的反映。
    其一，以史为鉴的历史观
    宋代文史之士，有鉴于五代不知人间有羞耻事，道德沦丧，风气衰败，力倡取唐代以为龟鉴，如范祖禹深明唐代三百年治乱兴衰，认为“观古所以知今，明往所以察来”，“唐与本朝，如夏之于商，商之于周，厥鉴不远，著而易见”（《范太史集》卷十三《上太皇太后表》）而修《唐鉴》；孙圃著《唐史记》七十五卷，直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见当时治乱，若身履其间，而听者晓然，如目见之。”（《宋史》卷二九五《孙圃传》）吴缜也不例外，他说：“史之所记，必系乎兴亡治乱、礼乐政刑、褒贬劝惩、贤愚邪正，有益于名教，有考于后人，则虽多书而无害。”（《纠谬》卷十三）在以史为鉴的前提之下，吴缜特别强调修史详略取舍的重要性，以为“文省事增”乃“古之良法！”他说：“增事者，广记备言之谓也；省文者，详略适中之谓也。广记备言，则后世得以考察；详略适中，则无重复丛冗之弊，后世有所矜式。”（《纠谬》卷十二）故特列“事状丛复”、“当书而反阙”、“宜削而反存”三门，以为欧宋之《新唐书》并不是真正的增文省事。为此，他对记载那些与兴亡治乱无损益之事大加指责，如卷十三“安乐公主览镜作眉”是“徒于简策而贻讥诮也”、“杜审权手自下帘”是“人之闲居燕处常事末节，又何足载于史乎？”反之，礼仪制度、忠孝节义之类，“有益于名教”，则宜备载无遗。他认为“九宫贵神”是“自唐中叶以还，世世崇奉，人主尝所亲祝。礼次昊天上帝，列为大祠，迄今不改，其礼盖亦甚重。此正古所谓有其举之莫敢废，而史氏所宜记录者也。”（《纠谬》卷十四）以及《忠义吕之臧传》漏载马元规事迹，“无以旌忠节而助风教”（《纠谬》卷十四），实不应该。
    以史为鉴，并不是吴缜的发明，但以此评判史书编纂详略取舍是否得当，则是他人所未发，吴缜所为，使史书作为“惩劝”、“垂世”之训的教科书味更浓重了。
    其二，传信求实的史料观
    吴缜《纠谬》一书特别强调“史之所以传信也”，而且自己身体力行，“多求前史谬误而参订之”，认为修信史就须重事实。他说：“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缺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吴缜《纠谬序》）认为“史”包含“事实”、“褒贬”、“文采”三要素，而“事实”是修史中的第一要素，也是信史的必然要求。首先要尊重事实，据实直书，然后寓褒贬于行文之中，辅之以文采，才能成为一部好的史书，否则事实舛误，一味褒贬、文采，则背离了修史的目的。这种先事实，后褒贬、文采的思想，是十分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