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史学历来就有寓褒贬、别善恶的传统，中唐以后更为强调。赵匡胤建立北宋后，一方面，政治上强化中央集权，消灭地方割据势力。另一方面，在思想上大力提倡《春秋》学中的“尊王攘夷”，尤其是“尊王”、“大一统”观念，修史则重褒贬书法、《春秋》义例，对史实考证不甚重视，这种情形，尤以仁宗朝为盛，其代表作有孙圃的《唐史要论》，欧、宋的《新唐书》，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在此前后，与重褒贬笔削，效法《春秋》相表里，注重史论，强调阐发封建伦理纲常，求历史的“龟鉴”之作也大量产生，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就是代表作之一，其他如范祖禹的《唐鉴》、石介的《唐鉴》、江休复的《唐宜鉴》，这些著作，除《资治通鉴》外，大都不重史实考证。另外，宋世讲学之风颇盛，笔记小说风行，门户之见甚深，清人赵翼说：“宋人之家传表志行状，皆子弟门生所以标榜其父师者，自必扬其善而隐其恶。”修国史者，“乃不及考订真伪，但据其书抄撮成篇，毋怪乎是非乖谬也！”（《陔余丛考》卷十三《宋史七》）在这种背景下，吴缜提倡传信求实的史料观，先事实，后褒贬、文采，应该说是有功于史学的。
    其三，史出一家的编纂观
    宋代设史馆专修《新唐书》，弊端不少，尤以史实错漏违舛为甚。吴缜有感而发，提出了修信史的标准。他说：“必也编次事实，详略取舍，褒贬、文采莫不适当，稽诸前入而不谬，传之后世而无疑，粲然如日星之明，符节之合，使后学观之而不莫轻议，然后可以号信史。”（吴缜《纠谬序》）怎样才能修纂信史，他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即史出一家之言。他说：“夫古今修史多出一家，故司马迁、班固、姚思廉、李延寿之徒皆父子论撰数十年方成，故通知始末而事实贯穿不抵牾也。惟后汉东观群儒纂述无统，而前史讥之。”（吴缜《纠谬序》）他指责“东观群儒纂述无统”之语，实际上是针对宋代官修《新唐书》，即设馆修史的通病而发的。设馆修史，由宰相监修前代及本朝史制度始于唐朝，它给我国史学发展带来了重大影响。其优点，如设局网罗各类专家集体纂述，各抒所长，对资料的采择可以比较周全，对体例和史学方法讨论也可进一步深入。但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如人多品杂，历史认识不一致，下笔时又怕得罪权门贵族等。刘知几就鄙视唐初官修诸史，并在《史通·辨识篇》中对设馆修史大加指责。宋承唐制，但史官任情避祸，流弊更大。宋太宗时苏易简说：“今人多不欲修史，盖善恶之间，惧其子孙为仇隙。近代委学士扈蒙修史，蒙性巽法，逼于权势，多所讳避，甚非直笔。”（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淳化五年四月癸末”条）欧阳修在《论史馆日历状》中也说：“近年以来员具而职废，其所撰述简略遗漏，百不存一；至于事关大体者，皆设而不书，……其弊在于修撰之官，惟据诸司供报，而不敢书所见闻故也。今时政记虽是两府臣寮纂，然圣君言动有所宣谕，臣下奏议事关得失者，皆不记录，惟书除目辞见之类；至于起居注亦然，与诸司供报公文无异。修撰官只据此铨次，系以日月，谓之曰日历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虽欲书而不得书也！自古人君皆不阅史，今撰述既成，必录本进呈，则事有讳避，史官虽欲书而又不可得也。”（欧阳修《欧文忠公集》卷一0八）其实，吴缜在指责官修史书诸多不足，提倡史出一家的同时，并未回避当时史馆官修的现实。随着史实的增多，史学内涵的扩大，若仍坚持一人之力修史，则皓首而丹青无日。合众人之力，设馆专修已成为历史必然。吴缜的高明之处，正是他认为“出一家之言”与史馆专修并不矛盾。史馆专修，只要设立课程，专其责任，划一体例，精审严校，也能达到“出一家之言”，这就为后代官修史书指明了出路。他所提倡的“史出一家之言”，乃是有识史家的呼声。
    其四，独到见解的校勘观
    一般说来，校勘，是指用精密的方法、确凿的证据，校正古书中由于抄写或翻刻等原因产生的字句、篇章等错误，校勘的目的是复原求真，力图恢复古书的原貌，和著书者本人无涉。但吴缜并不认为这样，他在《新唐书》修撰八失之一的“校勘者不举校勘之职而惟务苟容”中说：
    方《新书》之来上也，朝廷付裴煜、陈荐、文同、吴申、钱藻，使之校勘。夫以三百年一朝之史而又修之几二十年，将以垂示万世，则朝廷之意，岂徒然哉！若校勘者止于执卷唱读，案文雠对，则是二三胥吏足办其事，何假文馆之士乎？然则朝廷委属之意重矣。受其书而校勘者，安可不思？必也讨论击难，刊削缮完，使成一家之书，乃称校勘之职。而五人者曾不闻有所建明，但循故袭常，惟务暗黑，致其间讹文谬事，历历具存。（吴缜《纠谬序》）认为校勘不只是校出文字的异同，还要校出纪事上的矛盾出入；校勘并不仅是校出史书在流传过程中产生的讹误，同时也包括著书者本人的一切错误，这就把校勘的范围扩大，要求也提高。按照吴缜对校勘的理解，核之以《纠谬》一书，则卷四之“自相违舛”，卷五之“年岁时世差互”，卷九之“纪志表传不相符合”，卷十之“一事两见异同不完”，卷二十之“字书非是”，都是著书者本人失误，而校勘者又未称职所造成的。吴缜这种校勘观点，近代国学大师梁启超称之为“广义校勘学”。他在总结清儒校勘五法时说：“第四种校勘方法是：根据别的资料，校正原著之错误或遗漏。前三种方法，都是校正后来传刻本的错误，力求还出原书的本来面目，校勘范围总不出于文句的异同和章节段落的位置。然而校勘家不以此自足，更进一步对原书内容校其阙失。换言之，不是和抄书匠和书匠算帐，乃是和著作者算帐。这种校法，也分根据本书，根据他书两种。根据本书者，例如《史记》记载战国故事，《六国表》和各世家各列传矛盾之处便不少，便据世家列传校表之误，或据表校列传之误。……这种工作，限于史部，经子两部却用不着。这种工作，若把它扩大，便成独立的著述，不能专目为校勘；但目的若在替一部名著拾遗补阙，则仍属校勘性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古书校勘，本应是对事不对人，凡是文字讹误，史实错乱，不管是著书者还是传刻者造成的，均应在改正之列。如果一味囿于忠实原著，“执卷唱读，案文雕对”，那与校对又有何异？“复原”仅是校勘的出发点，“求真”即文从字顺、史实不诬、体例归一，而不是“求善”即替古人修改文章，才是校勘的真正归宿。“必也讨论击难，刊前缮完，使成一家之书，乃称校勘之职。”吴氏此论，别有新意。
    《纠谬》开启了专书弹纠当代人著作之先河。南宋以后，此风大昌，同类著作层出不穷。从吴缜《纠谬》本身的史学意义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上看，其人其著在中国史学史上地位是值得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