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史学观念是指对历史知识性质的根本看法。这里涉及历史学家对历史的态度，对史料的看法，对现在和过去关系的认识，对自身在研究实践过程（也就是历史认识过程）中所起作用的考虑。显而易见，不同的史学观念会产生特点迥异的研究成果，因而，正如在任何领域若有根本性的重大变化发生必以观念的变革为前提一样，史学领域也不例外。
    在分析20世纪新史学引发的观念变革之前，有必要那怕是简略地阐述一下在19世纪西方史坛占统治地位的传统史学的观念问题。西方的传统史学可以兰克（Leopold Von Ranke）史学及其后的实证主义史学为代表，它与19世纪普遍流行于欧美各国的实证主义思潮相一致。但要了解西方传统史学的观念，却不能仅局限于了解兰克本人的观点。因为，第一，职业历史学家一般都不能不受自己所处时代基本哲学思想和普遍思潮的影响，不管他是否意识到这一点，而且这种影响还总会反映在自己的研究方向上。第二，兰克虽有其代表性，却厌恶理论概括，因而对传统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没有作过概括性的阐释。做过后面这项工作，并且引起广泛影响的是法国的历史学家，尤其是朗格罗瓦（C.Langlois）和塞诺博斯（C.Seignolos）合著并于1898 年出版的《历史研究引论》一书。
    如果从比较广泛的背景来考察19世纪西方的史学思想，以下几点是必须特别注意的。首先，19世纪西方的史学思想，总的说来，受到黑格尔泛理论的很大影响。对于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一般比较注重他的关于世界历史的形而上学的庞大构图，以及唯心主义的辩证法。实际上，黑格尔哲学的泛理论或许具有更深的影响。按照黑格尔的泛理论，世界自来是合理的，它的合理性完全可以被哲学和科学所确切反映。也就是说，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合乎理性构成的客观世界可以被完全认识，在这一过程中不可能有任何重大的障碍。在黑格尔看来，“理想的”和“现实的”从原则上说是一致的。用黑格尔的术语表达，“理想的”是物体的“异在”，是它的主观存在。这里撇开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不谈。需要指出的是，黑格尔在认识论上完全忽视了人的认识的相对性，尤其是历史认识的相对性。这点对19世纪西方的史学思想具有极深的影响，其表现就是西方传统史学对历史认识论的完全忽视。
    其次，对19世纪西方史学思想影响更为直接的是黑格尔之后兴起的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是反黑格尔式形而上学的一种思潮，在西方思想界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实证主义的创始人是法国的孔德（Auguste Comte）。孔德试图在实证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将各个科学学科统一起来，其中包括关于人和社会的科学（他称之为社会学）。实证主义的出发点是，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关于人的科学，其科学方法论都是一致的。关于自然的科学和关于人与社会的科学都服从于同样的认识规则。实证主义者相信存在一种统一的实证“科学”。这种把社会人文科学完全等同于自然科学的主张，今天看来，自然有其缺陷，但在当时却有促使历史学“科学化”的作用，因为它要求历史学也应成为一门科学。具体说来，按照实证主义的观点，历史学不应有虚构和臆测，而应确立事实。实证主义者相信，在事实的基础上不断积累知识最终可以发现规律，和自然科学规律一样的规律。从方法来说，既然历史过程在性质上和自然过程没有不同，自然科学方法也就可以应用于历史学研究。
    实证主义对以兰克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史学以很大的影响。兰克力图使历史学成为一门“科学”的努力，正是反映了当时这种社会思潮和学科本身发展的要求。而他取得的巨大成就使他被冠以“近代科学历史学之父”的美称。兰克深信，只要搜集到大量史料，并经过严格的考订，辨别真伪，就可以恢复历史事实的真相，做到“如实直书”。因而他建立了一整套考订与辨析史料的被称为“外证”和“内证”的科学方法。不仅如此，兰克和其他传统史学家还根据这种方法写出了许多极有分量的著作。因而，对西方传统史学必须给予历史的肯定。这不仅表现在大量史料的发掘，史料考证方法的建立，重要专著的问世等方面，更重要的是，这表明历史研究摆脱了过去那种比较幼稚、朴素的性质，严格区分了史料和神话，从而使历史学成为一门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学科。历史发展的大致框架，历史事件的基本顺序（虽然只是政治史方面的）都大体建立。在史料的基础上，通过叙述事件力求恢复事实真相的要求，特别是一套严格的考订史料的研究技术，都使历史研究有可能成为符合当时条件的科学学科。自然，这里所说的“科学”，主要是从研究技术的角度说的。应该指出，对史料的高度重视，辨别史料真伪的绝对要求，严格的史料考订技术，是史学有可能成为一门科学的最基本和最起码的条件。不论以后新史学对史料的观念、范围、研究方法如何变化，对史料的考订作为史学的一项基本功是不会改变的。因而传统史学在使历史学开始形成为一门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学科中所起的历史作用是不应否定的。
    然而也应看到，传统史学所起的作用虽然对历史学的“科学化”是必须的，但却是很有限的，主要就集中在研究史料的技术方面。影响很大的朗格罗瓦和塞诺博斯的《历史研究引论》可谓是19世纪末传统史学的重要理论著作之一。但这本书基本上是一本关于研究技术的教科书，主要讲述考订文本的方法。传统史学家认为，历史学家只需集中对过去进行具体的研究和描绘，“史料本身会说话”，不需要史家去解释。史料对历史学无疑具有极端重要的作用，然而过分夸大史料的作用，把历史学实际上等同于史料学，忽视解释，却是走向了极端，可以说这是传统实证史学的最大弱点。在这种情况下，甚至可以说史家实际上成了史料的奴隶，完全被史料牵着鼻子走。关于这点，法国一位传统史学家阿尔方（L.Halphen）说得很清楚。他在20世纪40 年代初写的《史学引论》中认为，史学的目的是“挽救过去的事实，使之不被遗忘”，因而史学家的首要的和基本的任务就是确定文献的真实性，正是在文献中直接地、完全地蕴含了历史的真相，史学家完全依附于历史证据，而且只依附于它们。他的名言是：“在史料沉默的地方，历史也沉默；在史料简单化的地方，历史也简单化；在史料歪曲的地方，历史科学也歪曲。在任何情况下--而这看来是主要的--历史学不即兴臆造。”〔9〕
    毫无疑问，历史学家不能脱离史料去即兴臆造。史料是历史学的基础，问题在于，基础不等于全部。这好比盖大楼一样，打好了地基并不等于盖成了大楼。有了扎实的地基，固然为建成各种雄伟壮观的大楼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毕竟不是整个大楼。如果说，在历史学作为近代科学学科形成初期，强调史料及对其严格考订确实起了重要作用的话，那末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学科的发展，单纯坚持这点就不仅远远不够，而且会起阻碍作用了。新史学虽与传统史学针锋相对，但在对史料的重视及严格考订的要求上，却是一脉相承的。不仅如此，在对史料的态度上，在史料的范围和研究方法以及史料的选择等方面，新史学都大大地超过了传统史学。还应补充一点，传统史学由于把史料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史料的范围又主要限于文献资料，这样就大大地限制了研究对象的范围，不仅超不出政治史的领域，而且往往钻进比较狭窄、琐细的问题中去。这样即使在局部的、个别的问题上搞得十分精细，也往往是见木不见林。更何况人类完整的生活被割裂成碎片，人类完整的历史被割裂成局部的历史，这样又怎样谈得上从总体上去把握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和了解其真相呢。不过也应指出，把研究对象分割成细小的单位，孤立地进行研究，在19世纪时正是受实证主义影响的自然科学的做法。这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在西方，19世纪被称为“历史学家的世纪”。这既表明传统实证史学在当时取得的巨大成功，也说明人们当时对历史学的重视。同时这也与当时西方社会上由于工业革命的巨大胜利和科学的发展等原因而造成的普遍存在的历史乐观主义有关，对历史不断进步的坚定信念也扩及到历史学领域。传统史学家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信心，他们深信，只要不断积累史料，就会揭示历史真相。然而，在他们巨大的成功和乐观的信念后面，却隐藏着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对理论方法论的忽视。在“历史学家的世纪”中，哲学是被拒之门外的。可是，没有哲学的地位，理论方法论得不到重视，这样的历史学沉湎于经验的，更多的是技术性的具体研究中，它可能有乐观的前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