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当人类进入20世纪的时候，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震撼世界的发生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剧变，不仅改变了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乐观情绪，而且促使不少学者去重新思考问题。自然科学领域的惊人进展根本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物理学中相对论、不确定性和互补原理的引入在人的认识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有这些不可能不对社会人文科学发生作用，“历史学家的世纪”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结束的。过去被拒之门外的哲学正堂而皇之地步入历史学领地。不过与黑格尔历史哲学注重思辨的形而上学的建构不同，现时的历史哲学转而关注与历史学本身有关的问题，如历史认识是什么，历史知识的性质，历史学的特点等等。这也就是在西方习惯地称之为从思辨的历史哲学向分析的历史哲学的转变。历史哲学方向的转变自然会影响史学思想，然而两者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正如前面提到的，新史学家对历史哲学不感兴趣，他们更多地是结合史学实践和史学发展来探索历史学的理论方法论问题的。不过，不管他们本人承认与否，从总体上说，历史哲学的影响（那怕是间接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
    西方哲学思想的方向转变向历史学提出了两个相互联系的根本理论问题：一，科学认识，首先是历史认识的性质和复杂性问题；二，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异同问题，这两个问题归纳起来实际上都是历史认识论问题，而这个问题在“历史学家的世纪”是从未提上日程的。在过去，历史学家考虑和关心的是：历史的真相是什么，历史自身是怎样运动的，而且他们对能够顺利解决这个任务充满自信。历史学家就象一面“大目镜”（兰克语），通过这面目镜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过去，弄清历史真相，揭示历史运动及其规律，作为历史科学的任务是没有疑问的。问题在于，传统史学家把这个任务看得太简单了，完全忽视了历史认识的特点。历史学家永远不可能象自然科学家那样直接观察自己的研究对象。他们只能通过史料的中介来间接地了解过去，这里有很多的局限性。应该看到，只有在科学认识，首先是历史认识的全部复杂性都暴露出来并被注意以后，人的认识才有可能深入下去。对历史学家来说，他不可能象“目镜”一样去直接观察过去，也不可能对过去“如实直书”（兰克语），不管他能收集到多少经过严格考订的可靠史料，他能做的实际上是根据这些史料对过去的一种构建，一种解释，一种认识〔10〕。总之，历史学家不可能直接同过去打交道，不可能直接描绘过去。他的工作实际上是对过去的认识。只有认清历史学家工作的性质，也就是历史研究的性质，把注意力转到这方面来，才能使历史学的面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事物发展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在19世纪时，史学家们对自己的认识能力充满信心，深信他们能如实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在这种情况下，历史认识问题根本没法提上日程。只有在新的情况下，当人的认识能力是否是无限的问题被着重考虑时，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和复杂性问题才被充分提了出来。经过众多哲学家、理论家、方法论家的努力，史学家过去使用的不少概念本身的历史局限性和含混性被揭示了出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历史学应有自己的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概念。有关历史认识的一系列理论问题被提了出来，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认识主体（也就是历史学家）的真正作用问题。西方许多学者对此作了探索。可以列举出一串名字：狄尔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韦伯、赫伊津哈、克罗齐、柯林武德、波普尔、罗素等等。应该承认，从他们每个人个别地看，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陷和弊病，特别是唯心主义、相对主义、主观主义、怀疑主义方面的弊病，如有的过分夸大认识主体的作用，有的否认历史的客观性，有的根本否定历史学的科学性等等。然而，重要的是，符合20世纪发展需要的迫切问题--历史认识论问题--被提了出来，在过去被认为是不容争辩的对历史学的看法，现在发生了动摇。尽管在问题提出和解决的过程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歪曲，然而重要的正是问题本身的提出，而不是每个具体学者的结论是否完全正确；重要的是，这些学者是否沿着这个方向不断探索，而不是在探索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的偏差。与此相适应，西方的史学思想也出现了根本的变化。在对历史知识性质的看法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历史学已不可能回避复杂的历史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问题。同样地，历史学在进行这方面探索的时候，也出现过这样那样的偏差，特别是否定历史客观性的相对主义、现在主义的偏差。然而，这不是主流。以年鉴派为代表的西方新史学，在探索历史哲学家提出来的问题的时候，并没有犯相对主义的错误，而主要是结合史学研究实践来探求史学的革新。自然不能说他们的探索就没有失误和偏差，然而他们总是在不断反思、总结、调整中前进。因而，应该承认，他们总的方向是正确的，而且更有甚者，他们把理论方法论的革新与具体研究紧密结合，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西方新史学充分认识到必须革新史学以适应20世纪科学思想和文化发展的深层需要。这种革新主要是理论方法论层次的。他们改变了历史学家对历史的态度，强调历史学家作为认识主体在历史认识过程中的作用，从崭新的角度阐明现在与过去的关系，从而使史学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与传统史学那种试图通过文本考订描绘历史真相的实证主义理解不同，新史学把历史研究看成是一个历史认识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历史学家对过去的构建过程，不过这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主观臆造，而是在一定的客观坐标系内的构建，因而并不否认历史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不难看出，在新史学对历史学性质的这种看法中，占中心地位的是历史学家。新史学的重要贡献是，它在探索这些根本的历史认识问题时，从抽象的历史哲学的高度下来，直接进入历史学家的“工作作坊”，从而建立了有时被称为“中间层次理论”的历史学自身的理论方法论体系。这里不可能详细探讨这个问题，只能围绕历史学家的作用问题简单地说明几点。
    首先是现在与过去的关系问题。传统史学由于根本忽视认识主体的能动作用，因而实际上割裂了两者的关系。作为认识主体的历史学家只是被动地从故纸堆中搜集资料去进行详尽的考订并加以描绘。新史学把历史学研究看作是现代历史学家根据可靠资料对过去的建构。在这种建构过程中，历史学家只能是从现在出发，带着自己对历史的看法，对历史继承性的理解，带着自己的价值观念。这样通过作为认识主体的历史学家，现在和过去在认识的链条上就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现在和过去在客观上由于历史的继承性本来就是有联系的。但对历史研究来说，只看到这种客观上的联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认识上的联系，因为只有后者才能说明“古今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年鉴派创始人之一布洛克语）。布洛克的名言“由古知今”“由今知古”正表明了这种关系。〔11〕
    由上所述，可见新史学是把历史学看作是现代历史学家对过去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的构建。但这还不够确切，新史学的另一个重要的建树是更明确了历史研究对象的特点。这个对象就是人，多数的人，社会的人。布洛克明确地说：“从本质上看，历史学的对象是人。还是让我们把它称为‘人类’吧。复数比单数更便于抽象，相对而言，复数是语法形态更适用于一门研究变化的科学。地形特征、工具和机器，似乎是最正式的文献，似乎是与其缔造者完全脱离的制度，体现了现在和过去的对话，可以更明确地表述为现在的人（历史学家）与过去的人的对话。”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处于不同时间和空间的人，对他们的研究就不可能与研究无生命的东西（譬如说化石）一样。顺便说一句，这也是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的重要区别之一。处于任何时代的人都是活生生的人，他们都是有思想、有感情的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念，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而这些思想、感情、观念、看法又不是凭空产生的，都受各自所处的社会环境、时代氛围、普遍观念、风俗习惯等的制约。因此，当代的研究者与过去时代的人实际上是处于不同文明的人，前者对后者的研究只能是理解，是“对话”，并且必须借助于文化科学。这里只简单的指出两点：第一，既然是对话，是处于两个不同文明中的人的对话，那就是双向的；不论是主体还是客体都不是消极被动的。双方都有由各自文化培育的对世界的看法，判断事物的标准，都有自己的价值和兴趣。处于当代文明中的历史学家必然要从当代科学达到的水平，从当代人的标准、价值去理解过去，去进行辨别；但当代人的观念和过去不同时代的人的观念是大不相同的。很多过去发生的事情，当代人是很难理解的。随便举个例子。没有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当代青年人就很难理解它。这还只是发生在20年前的事，更不必说发生在久远的过去的事了。而过去历史研究中常容易犯的错误之一就是把当代人的看法去取代过去时代人的观念，这样就使得很多问题不好解释，或干脆解释错了。因而新史学要求必须根据各种史料（顺便插一句，这里的史料范围已大大超过了传统史学认定的史料范围）去了解过去时代人们的观念、看法，特别是他们内心的意识、心态、情绪。然后再把了解到的过去时代人们的观念和当代研究者从当代水平出发的看法结合起来，即把当时社会的自我评价与当代科学评价结合。第二，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人不能被割裂开来，孤立地分别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考察，而是必须进行综合的总体的研究。再说一点，除了人以外，历史学并不是不要研究经济结构、政治体制、社会制度、文学艺术等等，只是要注意这方面的研究应该有别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文艺评论。也就是说，应注意把这方面的研究与对人的研究结合起来，要注意在这方面人的活动，作用或反映出人的关系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