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证据表明，在大脑中确实存在着动物和语言共有的确定顺序的机构。大脑对动作的协调有很大一部分发生在基底神经节或小脑的皮层下区，但是动作的新的组合则往往依赖于大脑的运动前皮层和额前皮层。D.Kimara发现，大脑左半球受损伤后，选择合适的手运动方面发生困难（失动症），往往在组织说话能力方面也发生困难，它们之间是极为关联的。而且这种情况和大脑的性别差异也是一致的，在妇女方面依赖于左半球前区的一些系统，而男子则依赖于后区的一些系统。〔7〕Calvin认为，正是语言皮层和各种各样编制新的顺序有关，包括手和口的运动，也包括感觉与动作。由于语言和手的投击动作是由同一核心功能定序的，那么投击动作的增强就可以增强语言能力，反过来也是如此。
    Calvin认为，在系统发育和个体发育中，人类的智能首先是解决动作问题，只是在后来才逐渐开始思考更抽象的问题。在人类起源中，可能是大脑对投击运动的计划曾经促进了语言、音乐和智能的发展。
    Calvin提出的“出自于动作”（up-from-movement）的智能发生模式，对于解决人类起源与进化问题有重大的意义。问题在于，在人类进化的早期，什么具体的投击动作曾经促进了智能的发展？我们认为，要能够产生持续的选择力量，促使上述神经机制的建立，必须是那些在人类进化早期确定存在，与其生存密切相关，为早期人科频繁使用的某种投击动作。在200多万年前出现的制造石器的片石技术（flaked-stone technology）可以满足这方面的要求。
    据Nicholes Toth的研究〔8〕，石器的制造有三种方法：硬锤敲击法、砧石法和双极法。原始人使用的主要方法是硬锤敲击法，即用石锤贴着边缘猛烈地敲打石核以剥落石片的方法。用此法制造工具时，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首先，石核必须有一个锐角缘，以便敲击；其次，敲击时应在距锐角缘约一厘米处给石核以掠擦式的一击；最后，这一击的方向应当是穿过石核上的高出的一块区域，例如在核脊或凸起部分。对库彼福勒地区石器所做的检查表明，原始人已经掌握了这些技能，能够从石核上打下一系列合乎要求的石片。很明显，用片石技术制造石器，那准确地瞬间的一击，包括着几十块肌肉和众多神经元严格有序的启动与激活。
    当用片石技术制造石器，成为原始人的一种基本生存策略时，必然产生出一种选择力量，选择大脑把动作有序地组织起来的功能。这种核心功能一旦产生就不仅仅对投击动作有意义，它会同时增强语言功能及其他的智能行为。正如Calvin所说，语言功能的增强，在这里是一顿免费午餐。语言的出现，对原始人工具行为和原始人的生存有重大的意义和影响，由此而产生新的选择力量去推动工具行为的发展和脑的扩大。看来，工具行为和语言的交互作用使原始人科成员的脑突破了猿脑的阈限，向智能的脑的方向发展。
    回过头来分析一下Susman的工作，我们认为它可以得到这样的解释：人属和傍人属是人科的两大世系。傍人属定居在水草繁茂、植物性食物来源比较丰富的林边地带。他们有硕大的臼齿和粗大的身体，其臼齿特别适宜于嚼碎植物，是特化的素食者。而人属则迈向草原，臼齿没有变得粗大，是食性广泛的杂食者。为屠宰而发展起来的石片石器主要是早期人属成员的，而不是傍人属的。人属和傍人属都有能精确抓握的手，说明都依赖工具行为而生存，工具行为所产生的选择力量推动了手的进化。但不是所有的工具行为都会成为脑量扩增的动力。杂食的人属成员采用片石技术，推动了脑的进步，最后进化成现代人；而素食的傍人，他们的工具行为仅仅是用木棍挖掘块根一类的缓慢动作，没有发展出要求很准确而又迅速的投击动作。他们的脑一直很小，体质特化又局限于狭小地带，最后走向灭亡。
    综上所述，一种特定的工具行为--借助投击动作制造工具的行为是脑量扩大、智能出现的最初的原发动力。在这个过程被启动以后，人科的工具行为，具有了一些重要的新的性质。第一，片石技术的出现，意味着人科可以用工具去制造工具，从而为工具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前途。第二，这种工具行为不仅是学习行为，而且是智能行为。第三，这种工具行为是借助语言来传播和积累的。语言不是个体的，也不是自然的，而是社会的。这一点从本质上规定了这种工具行为只能是在社会实践中获得的行为。由于这些特点，人科工具行为的能动性，它的组织与计划能力以及所能达到的深度都得到极大的发展，使他们能够走出森林，去占领森林以外更广阔的多种多样的生存环境。人科的工具行为发展至此，不再是萌芽形态的劳动，而是完成形态的劳动。正是这种完成形态的劳动及其形成过程推动人科朝脑的扩大和智能的发展的方向进化，即向人属的方向进化。
    三、劳动是人类的适应模型
    早在1876年，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提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9〕。 由于恩格斯在文章中按照用进废退与获得性遗传的理论来具体地说明劳动的作用，劳动创造人的命题近年来屡屡遭到非难。其实，在这里存在两个相互有关而性质不同的问题。一个问题是劳动作为一种行为模式在人类的起源和进化中起了什么作用，另一个问题是这种作用的机制是什么。用进废退与获得性遗传理论现在已经被否定，难道能因此而否定行为在某些动物进化中的作用，能漠视劳动在人类进化中的作用吗？
    在拉马克看来，行为是生物进化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并没有错。他将进化变化的原因归结为行为引起的“用与不用”和获得性遗传的结合。20世纪遗传学证明，拉马克提出的进化机制是错了。但这并不意味着行为与生物的进化无关。现代综合进化论的代表人物E.Mayr指出， 行为的变化确实可以看作是进化变化中的先导者。他对此作了完全不同于拉马克的解释，行为的变化产生了新的选择力量，使许多进化中的新结构得以出现。〔10〕行为适应是部分灵长类进化的主要趋势，也是其显著特点。人类的劳动正是灵长类行为适应的延伸，又是它高度发展的产物。〔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