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欧洲：文明优越的世界
    随着欧洲由神话概念向现实地理概念的转变，欧洲居民开始审视自我及其所处的生存空间的文化特征，一种初步的欧洲认同逐步形成。欧洲认同似乎建立在希腊人自我认同的基础上。历史初期的希腊人并无统一名称，只是以各自语言为纽带组成不同的方言集团。公元前5世纪，希腊世界完成了向文化共同体的过渡，各部落逐渐整合成以阿提卡方言为共同语言、奥林匹斯神系为共同信仰、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同一民族。在希罗多德时代，民族的同一性已经深入人心，成为展示自我、区别他人的重要特征[8]（Ⅷ，144）。希腊人的自我认同感强烈地体现在泛希腊的宗教仪式和文化活动中，奥林匹克运动会堪称典型。它象征着希腊世界的和睦与团结，向所有希腊民族开放，却禁止异族参加，但只要被允许参加这一活动，就意味着获得了希腊人的身份，马其顿国王即因此得到了希腊人的称号[20]。
    作为欧洲文明的缔造者，希腊人的认同理所当然地影响了欧洲认同的形成，在希腊人的世界观中，欧洲就是与希腊对等的，希腊人经常以欧洲作为表达自我身份的概念。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5年）在一篇对话中谈到欧洲边界时，这样说道：“我们居住在法息斯河与赫拉克勒斯柱（the pillars of Hercules，即直布罗陀海峡）之间，占据着世界上很小的一部分。”[21]斯特拉波也称欧洲为“我们居住的世界”[18]（Ⅱ，5,8）。希罗多德则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强调了希腊人的欧洲认同，在谈及希波战事的地方，他大约25次使用了“欧罗巴”一词，指代战争中的希腊一方。对于波斯对希腊的侵犯，也多使用“进入欧罗巴”、“侵入欧罗巴”和“征服欧罗巴”等表述方式[8]（索引“欧罗巴”条）。
    认同固然是对同一性的自我意识，但并非在隔离的环境中得到界定，而是在自我（the self）与他者（the other）的比较中完成。欧洲认同也体现了与他者的区分，与欧洲之外的地区，尤其是与亚洲的区分，即欧洲意味着文明、进步、民主和富强。较早表达这种思想的是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36-前338年），希氏在一篇题为《论空气，水和居处》的文章中，通过比较欧洲与亚洲在气候、环境和习俗诸方面的不同，得出欧洲优越于亚洲的结论。他指出，欧洲多变的气候是欧洲居民比亚洲居民更坚忍和更有进取心的原因；相反，亚洲居民则趋向懒散和贪图安逸。欧洲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造就了欧洲居民勇猛、独立的精神，亚洲的专制制度则使亚洲居民成为被人奴役的懦夫[22]。
    同样的观点在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3-前322年）那里得到回应，在《政治学》中，他提到亚细亚的居民深于理解，但精神卑弱、热忱不足，总是屈从于人，甚至沦为奴隶。欧罗巴的居民虽缺少理解，但富于热忱，故能保持自由，但在政治方面却无所建树。唯独希腊人在秉性上兼有两者优点，所以能永保自由，在政治上取得高度发展，创造出为他们所独有的民主制度[23]（1327b,23-33）。斯特拉波则宣称，欧洲不仅适于发展人类优秀的品质和完善的政府形式，而且能够为人类贡献出最好的物藏[18]（Ⅱ，5,26）。老普林尼（23-79年）在《自然史》第三、第四卷中也重点谈到欧洲，提出世界的三大洲应当首先从欧洲说起，因为欧洲的居民征服了其他国家，他们普遍具有更优异的品质[24]。
    欧洲的文化认同从一开始就体现了欧洲的自我优越意识，它建立在对异己文化的否定和排斥的基础上，一切非希腊的皆被视作野蛮的。从“barbarian”一词意义的变化上，可以看出欧洲自我优越感的形成与发展。barbarian最初是指不会讲希腊语的异邦人，并没有价值上的判断。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55-前400年）曾援引荷马的观点，指出荷马时代还没有将希腊人和异邦人对立起来的事情，其时“希腊人还没有以与外人对立的方式获得一个统一的名称，以和希腊人以外的世界分开”[25]。随着希腊人民族认同和自我意识的出现，barbarian一词有了新的变化，逐渐具有“野蛮的”和“没有教养”的含义，成为与“文明”、“进步”的希腊人相对立的概念。这种观点在公元前5世纪以来古典作家的作品中俯拾皆是。欧里庇得斯（约公元前485-前406年）就认为“异邦人不知道什么是正义和法律，他们那里代替正义和法律的是暴力”[26]，“异邦人在什么时候都不会成为希腊人的朋友”[27]。亚里士多德也看到“异邦人中兽性总是占着上风”[28]，并认为“异邦人比希腊人更富于奴性，所以他们常常忍受专制统治而不起来反抗”[23]（1285a,20-24）。希波战争时期，barbarian被赋予了特定含义，专指与希腊为敌的波斯人。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开宗明义地写道，他所记述的历史是希腊人与barbarian纷争的历史[8]（Ⅰ，57-58），埃斯库罗斯（公元前525-前456年）在悲剧《波斯人》中，也一再让波斯人自称为barbarian[29]。
    这样，在欧洲优越论的语境中，公元前5世纪发生的希波战争就具有了特殊含义：它不仅是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更是两种文明、两种制度和两种观念的对峙，其结果必然是文明战胜野蛮，民主战胜专制。正是在这种界定自我，区别他者的非此即彼的观念中，“欧洲”开始增添具有文明优越感的特殊内涵。
    在古代世界，“欧洲”一词经历了作为神话传说中的概念、作为地理概念到包含人文和社会政治内涵的认同这样的演变过程。对于擅长用神话传说表达思想和记忆的希腊人来说，神话概念的欧洲是古代“欧洲”观念的最早阶段，虽然它只处在神话层面上，却包含了一定的理性因素。它促使希腊人对自己所处的更大的地理和人文世界进行思考，推动了欧洲向地理概念的演进，最终形成了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欧洲认同。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欧洲认同在古代世界依然十分淡薄。因为，产生欧洲认同的空间确切地说，是指希腊文化所波及的欧洲，而不是非希腊人的欧洲。而公元前6世纪，在希腊文化影响之外，欧洲至少还存在三个各具特色的文化群体。第一个可称为“本土文化群”（indigenous group），主要是指欧洲原初居民所在的伊比利亚、利古里亚等地；第二个是“闪族文化群”（Semitic group），主要是指迦太基的欧洲部分，大致包括撒丁岛西部、西西里岛南部、科西嘉岛和伊比利亚半岛最南端；第三个尚不能确定其文化起源，主要指意大利北部的伊特鲁斯坎（Etruscan）地区[30]。这三种文化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它们与希腊文化一起处在一种相互渗透和共同发展的状态之中。闪族文化甚至一度主导欧洲文化达五个世纪之久[31]。在这样的文化格局里，欧洲认同缺少一种泛欧洲的文化基础，它对于处在上述三个文化圈中的人来说并无太多的现实意义。
    如果说希腊时代，欧洲由于缺少共同的文化基础，欧洲认同因而不具普遍性的话，那么罗马时代，欧洲认同则要让位于罗马人“普世主义”（universalism）的世界观。“普世主义”体现了罗马的世界性，是罗马统治的基础，它表明，罗马的政治思想不在于某一区域，而是整个人类所居住的已知世界[32]。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罗马开始了征服世界的进程，从一个蕞尔小邦发展成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庞大帝国，而欧洲只是这个世界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没有特殊的意义。罗马的世界性也体现在全新的公民身份概念上，它与种族或国籍无关，具有无比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提供给任何愿意与罗马合作的人。212年的卡拉卡拉敕令将罗马公民身份扩展到极致，敕令规定，凡居住在帝国的自由居民都成为罗马公民。这样，在帝国境内，对罗马公民身份的认同超越了种族与国家的限制，使“一切民族的界限逐渐融合于共同帝国的观念之中”[33]，它很容易在帝国境内创造出一种乐观的世界主义精神，把人们对部落、族裔甚或国家的忠诚转向对世界亦即罗马帝国的忠诚。生活于罗马时代的希腊人普鲁塔克（46-120年）形象地说道：“我是一个公民，既非雅典的又非希腊的，而是世界的。”[34]
    由此可见，由于缺乏一种更为广泛的文化基础和超越国家或区域的政治观念，所谓的欧洲认同在古代世界并不强烈，与“希腊”或“罗马”这类更能表达集体认同的概念相比，“欧洲”还未能为其居民提供一种文化或情感上的纽带，将之联系成一个有着集体归属感的整体。因此，与近代以来“欧洲观念”更侧重文化或政治内涵不同的是，古代世界的“欧洲”观念更多地从地理层面加以阐述。但它无疑为近代“欧洲观念”的形成奠定了历史与文化基础，为近代欧洲认同和欧洲人意识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对促进同一欧洲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因此，全面理解和把握古代世界的“欧洲”观念对于深刻认识欧洲一体化运动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章得到导师何平教授的指导，谨致谢意。
    收稿日期：2003-0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