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心传的长编体名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向以取材广泛，征引宏富而倍受推崇和重视。据统计，《要录》二百卷，共使用官私文献四百九十余种，其中，官方史书三十五种，私史、杂史、笔记一百七十种，传记、行状、碑铭一百五十余种，地方志十六种，文集、别集三十余种，另外，尚有百司题名五十种，单篇诗文四十种。[（1）]记高宗一朝三十六年史事，征引如此丰富，实属罕见。
    更值得注意的还在于李心传对资料的取舍和驾驭。因为种种原因，有关高宗朝的史料，存在着严重的“传闻失实，私意乱真”，矛盾歧异触处可见。如果不加甄别，俯拾即用，势必因袭窠臼，繁芜冗杂，难成信史。面对纷繁的资料，李心传先行对人对书作了细致研究，进而胪采异同，明辨真伪，参互求是，高鉴慎择，终于将丰富纷纭的官私资料，恰如其分地融入了自己的当代史巨著。所以资料的认真取舍正是《要录》成功的一大关键，也体现着李心传的史才、史学和史识。
    一、以官书为主及其补弊纠偏
    《要录》的绝大部分内容，包括没有注明出处的正文，皆取自官修的《高宗日历》、《中兴会要》、《高宗实录》诸书。同时，事关日月者，“皆以国史为断”。从注文看，整部《要录》征引文献近四千次，而官方文献占了三分之一，平均每卷使用六次以上。在所征引的三十五种官书中，《高宗日历》又达一千余次，占征引官书总量的百分之八十二以上，其它则依次为《中兴会要》和《高宗实录》。
    倚重官书而辅以私家著述，是一个比较正确的取材原则。因为，相对而言，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官方史书往往有比较稳定的写作标准，修史机构、制度也完备，占有较为系统和全面的资料，这些都是私家著述所难以企及的。
    但是，官修史书也存在相当多的问题。《要录》注文中的许多存异、考辨、驳正，就是直接针对官书的。高宗朝，曾在“是元佑而非熙丰”的原则下改写神、哲《实录》[（2）]，禁绝靖康史事的追叙和著述[（3）]，篡改《时政记》[（4）]，等等。可以说，举凡重大史事的记录和修纂，都受到了皇权的强行干预和支配。同时，权臣干史也屡曾出现，例如秦桧之子秦熺典领史局，就对《起居注》、《时政记》，甚而正史《日历》，“悉更易焚弃”，导致“《历》、《时政记》亡失极多，不复可以稽考。逮其（秦桧）擅政以来，凡所记录，莫非其党奸佞之词，不足以传信天下后世矣！”[（5）]。
    同时修史作为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政治风云的变幻，党派斗争的反复，而更显敏感和棘手，且易涉嫌疑，易构恩怨，这就导致史院无人敢承专责，修史者往往迁延岁月，敷衍度日。陆游记当时纂修《日历》的情况是：
    史院有窃议史官者，曰：“史官笔削定本，个个一样。”或问：“何也？”曰：“将吏人编出《日历》中臣僚上言，涂去‘上’字，其后‘奉圣旨依’字亦涂去，从旁注‘从之’二字，即一日笔削了矣！”。[（6）]
    如此，官修史书的质量，自不难想见。
    所以，有关高宗朝历史的官修史官，只能是实录不实，“正史”不正。政治上“国史凡几修，是非凡几易”，难作定凭；史实上，则缺乏考索辨正之功，舛误层出。对官书的诸多缺陷和弊端，李心传是非常清楚的，因而使用之际，颇为慎重和严肃，对官书并不盲从，而是详加考察，在具体操作时进行了系统、科学的补弊纠偏处理。
    其一、以官书本身的矛盾解疑补阙
    如前所述，《高宗日历》是《要录》写作最为倚重之书。李心传研究发现，其初年部分成于秦桧专权之时，“自桧再相，凡前罢相以来诏书、章疏稍及于桧者，率更易焚弃。《日历》、《时政记》亡失已多，是后记录皆（秦）熺笔，无复有公是非矣。”[（7）]因此，有些史事，只能利用《日历》中仅存的线索考究钩沉。如秦桧经营永丰圩私田一事，《时政记》、《日历》业经篡改，“他书盖未见”，李心传则仔细研究改篡之余的蛛丝马迹，以臣僚秦疏和诏旨“参考修入”，并加按语云：“或谓：‘台官所论，多得之风闻，未必尽实。’臣参之以事而无疑，考之以实而可据，则台官所言，乃天下公论，何不实之有！”[（8）]从而把秦桧以权谋私之罪，暴白于天下后世，剥去了官书的曲笔回护。心传也因而感叹：“臣谨按：桧擅政之日，凡涉私事者，于《时政记》、《日历》中一切削去，而桧又严禁私史，故其劳民为己如此等事，后人不得而知，今因事书之，以见其实。”[（9）]
    对于《日历》为代表的官书记人论事上的歪曲和模棱两可，李心传则细考其由，一一予以辨析，从而做到记人论事，公允真实。如绍兴八年，张戒上疏主张对金应“以和为表，以战为不得已”。李心传研究发现，当时朝廷有三派意见，秦桧主张议和，入相之后正紧锣密鼓地搞议和投降活动；左相赵鼎主守但被秦桧挤陷罢相，张浚主战但已于两年前罢相。张戒于此时上疏主守，缘在于他是赵鼎的门客。但《日历》记载张戒章疏后，却又附入一句，曰：“王庶与赵鼎等皆以此说为然，当力守此议。”事实究竟如何，李心传考云：
    按：（王）庶所秦，每病赵鼎。刘大中持两端，不应自叛其说。臣尝细考《日历》绍兴七年八月所载议和本末，凡遣使议论，悉是赵鼎所奏……据此，则屈己之事，皆赵鼎赞成之，桧实无预。天下后世，果可欺哉！臣详考其故，盖绍兴十三年以前《日历》皆成于桧子之手，张孝祥尝乞改之。如言王庶“当力守此议”，恐亦近诬。[（10）]如前所述，赵鼎虽惧敌主守，但并不同意议和降金，而王庶在赵鼎罢相后担任枢密副使，是主战派的首要人物，曾接连上书，坚决反对投降，拒绝“签书”一切议和文件，甚而当面痛斥秦桧误国，这样一位主战派绝不可能对张戒之论表示赞同。秦熺主笔的《日历》之所以如此，正在于要替秦桧回护，故将秦桧专门负责的议和降金之事，书于赵鼎名下，并厚诬抗战派的王庶。李心传正是在仔细研究的基础上，发现其破绽，发出：“天下后世，果可欺哉！”的抨击。再如，绍兴七年十一月癸未，宋廷派往金国议和的使者王伦回国，《日历》记载秦桧“以屈辱为愤”，反对受金国册封。心传仔细研究之后指出：“臣谨按：不受册封，上（指宋高宗）两尝宣谕，岂待秦桧言之！《日历》成于秦熺之手，其意欲逃责于后世，而妄为此说耳，今不取。”[（11）]从而破《日历》之“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