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传闻，因无资料可以考定，李心传则据事理推断其可信程度，于注文中表明自己的态度。如靖康末梅执礼、安扶为金人所杀一事，夏少曾《朝野佥言》记载：梅执礼等谋结兵救徽、钦二帝，谋泄被杀。李心传详考《实录》，发现梅执礼等本是为金人搜索金银的官员，“若四人果有结兵救二圣事，本传及墓志无容不书”，因而判定夏少曾“得于传闻，又误安扶为安复，今并不取。”[（27）]再如，王球乘开封城破盗去徽宗宝器服玩一事，方勺《泊宅编》云，王球受徽宗密诏保存这些宝器服玩。只因范宗尹疑其隐匿，下狱穷治至死。李心传认为这条传闻有重大疑窦。其一，当时的开封守官为宗泽、杜充而非范宗尹；其二，王球既受密诏收藏御物，何以不献于宗泽等？其三，既是受密诏，何以无信物？可见方勺之说有违事理。相反，王明清在《挥麈录》中记载：“籍球之家，得宝玩古玉，非盗库金无此。”李心传据之认为“狱本（王）衣所鞫，明清，衣从子，宜得其详。”这样就得出“方勺传闻之词，未必实也”的结论。[（28）]
    已经取入《要录》正文的传闻，表明李心传倾向于肯定，但他仍持谨慎态度，于注文中加以说明。如绍兴四年冬十月戊子条的记事，即据《赵鼎事实》的有关记载录入，但注文又指出，“所云‘韩世忠言：胡不将官家入福建稳处，坐江上之事付之我辈，或不可，则少避之，俟春首敌退徐议，何害？’此乃与建炎三年闰八月世忠奏上语殊不同。恐传闻未必实，或可削去。”[（29）]这就说明，李心传对录入正文的传闻，仍有疑窦，以待进一步研究取舍。
    其三、驳正碑志的失实，行状、传记的“夸言”
    碑志的作者，因与传主的种种关系，往往有意搀杂私意，造成失实。如晁公溯撰其兄公迈《墓志》，就与“《日历》所书全不同”，心传指出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在于“盖私家传志类多失实”，故“不取”。[（30）]又如孙觌撰《李谟基志》，大肆攻击吕颐浩在苗刘之变中的表现：“明受诏赦至建康，官吏闻赦皆失色，独吕颐浩怡然自若。（李）谟时为江东漕，白之曰：‘枢省大臣盍召天下兵以除君侧之恶！’颐浩左右视，接以他语。谟曰：‘王室在难，如救焚之急，公不应踌躇在众人后。’方议行，而张浚檄书至。后二叛伏诛，颐浩第功进右丞相。”李心传考证发现“勤王之举，张浚唱之，颐浩和之”，并非“踌躇”。那么，墓志为何加以中伤呢？原来撰者孙觌曾为吕颐浩“所斥罢官”，“又，志文出于吕氏家破之后，是以妄诋訾之”。从而认定孙觌所记“要非事实，今不取”。[（31）]
    碑志中甚而有缘私意篡改诏书、制词的。如谭篆撰《喻汝砺年谱》，记高宗赞喻汝砺“见闻殚洽，词采英奇”。李心传发现这八个字并非高宗之语，而史堪所撰《墓志》又因袭《年谱》之误，因而感叹：“由是观之，私家行状、墓志所书天语，要未尽可凭，须细考之乃可。”[（32）]再如韩驹迁官的制词，原为“逢时取位，变即蒙荣……中更赦宥，不汝瑕疵。”到了《韩驹年谱》中，却变成“坐累刑书，饭蔬奚怨；中更赦宥，一洗愆尤”，严重歪曲原制词，李心传查对后，批驳其“与原命词之意全不同”，也因而感叹：“以此知私家文字多所抆拭者如此！”[（33）]
    对于行状、传记的夸言、虚美，李心传必以诸书参究考察。如绍兴四年韩世忠败金兵事，《墓碑》抄袭《行状》，书其杀金兵“尸如丘”，获战马五万余匹，“器械辎重与平山堂齐”，熊克《中兴小历》的有关记载则全抄《行状》、《墓碑》，而赵甡之《中兴遗史》中记此为一小战。李心传则据《高宗日历》中韩世忠的奏捷状，确认《行状》“夸言之”，然后“以诸书参究”，去其夸言。
    又如《要录》记南宋大臣张浚，曾多次驳斥朱熹的《张浚行状》，元人袁桷指出，朱熹《张浚行状》：“一出南轩（张栻）之笔，不过题官位、姓名而已。后考三败事迹，始悔昔年不加审核。”[（34）]朱熹晚年也承认“十年前率而记张魏公行实，当时只据渠家文字草成，后见他书所记多不同，常以为恨。”[（35）]时人史浩对《行状》则有“蒙示张公行状，可发一笑。识者观之，必有公论！”的指责。[（36）]可见《张浚行状》的失实、回护、夸言、虚美是撰述者和读者都承认的。而李心传则以实实在在的根据，对之作了具体的辨驳。
    当然，李心传对私家著述并不一概否定，而是辨证看待。如杨存中被起复再掌军职一事，尽管《杨存中神道碑》“不无缘饰”，多溢美之词，李心传并不因而弃之，而是在去其“润色之语”后，采录碑文的可信记载，使“事之的实自见”。[（37）]可以说，整部《要录》对私史正是这样慎之又慎，仔细研究，以“真”、“实”为标准恰当取舍的。
    三、长编法与《要录》的成就
    《要录》的主旨是将“传闻失实，私意乱真”的官私著述，创造性地融汇为一。具体史料上的讹误，无法尽行刊正，且许多人、事当日尚无定论，难作定评。这就要求慎为选择修书体例。
    李心传继承阿焘修当代史的成功作法，采用了实录事迹的长编法，从而使资料取舍工作，在体例上有了科学保证。因为长编法允许和要求将与事件相关的各种记载，包括分歧乃至对立的记载在内，一律加以搜集、罗列，然后鉴别考证，明其异同详略，写出取舍的根据和理由。在没有根据，或主观上难作定夺时，将资料存异待考。这些要求，对编就一部信史至关重要，对一位严肃的史家来说，也提供了驾驭资料的方便，保证作者不因主观上的武断而误舍资料。
    《要录》中长编法的使用，首先使李心传以官书为主的取材倾向得以科学、辩证的贯彻。《要录》以《高宗日历》、《中兴会要》为主，便利将其它官私记载汇集一起，对比异同详略，作出选择。如卷一九六的记事，即明确交待，《日历》所无者，是如何以《林泉野记》、《中兴遗史》等书进行补入，又如何互见于其他卷的记事，[（38）]这样，既补阙又免去重复。同时，这些添进附入正文的记事，也只有在以《日历》等官书为参照时，方可做到，这就保证了《要录》编纂的迅捷，记事的详尽，体例的谨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