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用多种官书相互参照，发现矛盾，辨析考证。如岳飞曾因战功，迁少保兼河南、北两路招讨使，但秦熺主笔的《高宗日历》却“削之”不记，以掩其功。李心传则据《中兴会要》和《玉堂制草》所载除命，予以“增入”。[（12）]保存历史真实。
    其三，用野史、杂记、碑铭、行状及原始档案，补官书之缺，辨官书之误。如金国降将萧中一归宋本末，《日历》“不详”，李心传就以赵成《京西战功录》和周必大《掖垣类稿》的有关记载，直接“修入”，从而以私史所详补官书之缺。[（13）]
    总之，《要录》取材上的倚重官书，只是就其大体，而非一成不变的机械原则。李心传深入考察了官书的种种错误及其因袭之源，“明其弊，去其讹，断其疑，取其工，慎而后择”，不偏袒其短，不沿袭其误，而以求真、求实、求详为归旨，并运用不同的方式加以解决，从而使以官书为主的取材标准，得以丰富和完善，保证了取材的质量。
    二、杂说纷纭中的求真融汇
    李心传的目的是写一部高质量的高宗朝史，将“传闻失实，私意乱真”的官私诸说“汇而为一”，所以，如何对待私家著述，也影响着《要录》的取材质量。
    皇权的干预和政治风云的变幻，深深渗透于私人之书，左右着其记事的是非标准和取材的准确性。高宗朝，先有李纲、宗泽与汪伯彦、黄潜善的矛盾，后有赵鼎、张浚与吕颐浩、朱胜非的政见分歧，赵鼎、张浚的倾轧，继之秦桧专权十六年与抗战派势不两立。可以说，短短三十六年，政坛倾覆不已，各种派别、势力交织，各派人物及其门生子弟则以著述为手段，服务于政治斗争。所以，相对于官书，私家著述更缺乏统一、稳定的是非标准。撰述者背景复杂，阵营不一，动机各异。评价人、事莫衷一是。隐己之恶，攘人之善，几为通病，甚而搬弄是非，无中生有，真正是“杂说纷纭”，难作定凭。
    鉴于私家著述的种种弊端，学者们颇费踌躇。一种意见认为野史不可信，如著名学者洪迈就认为“野史笔记，多有得之传闻及好事者缘饰，故类多失实。”[（14）]赵彦卫更指出行状、墓志、家传“皆出于门生故吏之手，往往过实，人多喜之，率于正史不合。”[（15）]清人蔡上翔甚而抨击南宋之史，“率皆私书”，最“不满人意”[（16）]另一种观点是野史、正史俱不可信，惟自家家乘可靠。[（17）]第三种观点则认为“野史各有所私，好恶固难尽信，若志、状则全是本家子孙、门人掩恶溢美之辞，又可尽信乎？”所以“与其取志、状之虚言，反不若取野史、传记之或可信耳。”[（18）]即在野史与志、状之间，倾向于信野史。
    这三种主张，尽管各有偏激，但确实从不同侧面指出了私家著述所存在的问题。这也证明，专依官书或专凭野史杂记、志、状、碑铭，很难成就信史。李心传是十分清楚官私著述的弊端的，因而，取舍之际，不仅对官书采取各种补弊纠偏的措施，而且，在杂说纷纭的私史、家乘志传面前，更保持了严肃冷静的态度，做到参考不可尽信之书，而取其可信部分，对采摭到的各种私家著述，皆抉其偏私，斥其讹谬，从而平核曲直，慎酌弃取。
    其一、驳斥私史的失实、偏私和缘饰
    《要录》注文中征引私家著述，有一半以上就是为了指明其失实、偏私和缘饰，并考察著者的身份、地位、人事关系，说明“不取”的理由。如朱胜非在南宋初期曾任宰相，亲历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熟悉当日政坛情况，罢职之后，著《秀水闲居录》以记见闻。理应是第一手资料，但事实远非如此，例如，朱胜非因与李纲、张浚、赵鼎政见不合，故于书中频加诋毁。其记张浚、李纲释怨交好一事就认为，李纲因张浚攻击被贬官岭南。富平之战后，张浚出居福州，李纲借机贿赂之，“倾心结纳。浚亦自云深悔前日之言，相与欢甚。明年（绍兴五年），（赵）鼎左相，浚右相，并兼都督，即日起纲帅豫章。”[（19）]李纲、张浚释嫌，本因皆主抗金。李心传研究之后，驳斥云：“按，浚、纲初不相咸，其后相好，当以国事。而胜非直势利之，交诋之，恐非其实。”指出朱胜非出于私意的肆意歪曲。又如李纲谋劫敌营一事，朱胜非记载李纲自作主张，不仅劫金营失败，甚而为保相位，鼓动士子伏阙请愿，要挟宋钦宗，得赐予无穷，“私藏厚于国帑”，其用以贿赂张浚的就是这批财富。李心传对此记载只作“存异”列于注文，而不取入《要录》正文，说明他并不相信朱胜非的泄私愤文字。朱熹说“李伯纪（纲）大节好。败兵事乃当时为其所治者附会滋益之，不足尽信。”[（20）]可见，李心传的“不取”是正确的。
    门生弟子著述之际的回护偏私，更是私史常见之病，李心传例要仔细考察。如熊克的《中兴小历》，是《要录》写作中使用最多的一本私家著作，凡五百余次，但李心传发现“其书多避就，未为精博”，所以使用之际，十之八九是斥其“谬误”，责其“误甚”、“不慎”和“不深考”、“不可取”，并探讨其差错之因。例如《小历》记王师心处，誉而过实，“与《日历》所书全不同”，李心传考察后指出其所以如此，缘在于王师心乃宰相王淮之父，而熊克“本王淮门下士，而书成之时，淮尚为右相，故于师心之事，多所缘饰。”[（21）]再如，《小历》中大肆渲染“元佑五鬼”的说法，用以诋斥尊程颐之学的赵鼎、王居正、杨时等人。李心传则认为“此皆一时诋消之词。”[（22）]仅存于注文。这样处理，就远较熊克高明。清人廖廷相也指出《小历》“多诋抑李纲、赵鼎诸贤，而附会和议，是非已谬于当时”。“所征引汪伯彦《时政记》、朱胜非《闲居录》等书，尤属诬辞。”[（23）]所以，《要录》中多斥之而不取，并非专事摘瑕之苛求，而是取材慎重所当然。
    议论不公也是私史的通病，我们仍以《秀水闲居录》为例，朱胜非认为赵鼎尊伊川之学，是“小人乘间为利，不可不察也。”[（24）]李心传发现朱胜非缘赵鼎弹奏而罢相，二人政见一直分歧，所以《闲居录》中才有这样“毁誉失实”的评价。再如耿延禧的《建炎中兴记》，记黄潜善通过李宗与降金之臣王时雍勾结，“李宗后失所在，或云为潜善所杀，故或谓潜善得王时雍书，不知何等语，惧李宗告人耳。”这段记载闪烁其辞，让人得出黄潜善杀李宗以灭口实的结论。李心传考证后指出，这是严重的歪曲，因李宗并未死，“特延禧怨潜善当国斥己而诬之”。[（25）]
    其二、指出传闻未必实
    野史、杂记多有得之传闻的记载。李心传的态度则是：传闻未必实，必考之而后信。如绍兴二十六年，张浚奉母丧归蜀，上章论国事，触怒了秦桧的党羽汤鹏举、凌哲，被再度贬官。而赵甡之《中兴遗史》记曰：“或谓（张）浚无此书，人伪造而进之；或又以为金人诈作（张）浚书以进。”李心传经过考证，发现张浚上书反对议和，实有此事，而赵甡之“或谓”二说：“得于传闻”，因而不取。[（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