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三四十年代，评述本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是当时史学史研究的一个突出现象，反映了史学界对当代史学的关注。其中代表性的论文有：1939年金毓黻的《吾国最近史学的趋势》（注：载《新民族》1939年第2期。据《静晤室日记》云，商务印书馆1944 年出版的金著《中国史学史》第十章《最近史学之趋势》即为该文。本文依据该书第十章。）、1940年曾繁康的《中国现代史学的检讨》（注：载《责善半月刊》第1卷第5期，1940年5月。）、1941 年周予同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注：载《学林》第4期，1941年2月。）、1941年金灿然的《中国历史学的简单回顾与展望》（注：载《解放日报》1941年11月20～22日。）、1943年张绍良的《近三十年中国史学的发展（为纪念中国史学会成立而作）》（注：载《力行月刊》第7卷第4期，1943年4月。）、1946 年齐思和的《现代中国史学评论》（注：载《大中》第1 卷， 第1期，1946年1月。）、《中国史学界的展望》（注：载《大中》第1 卷，第5期，1946年5月。）及其1949年的《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注：载《燕京社会科学》第2卷，第2期，1949年。）等等。另外，在一些著作的序或引言中，也涉及不少此类内容。由于时代的关系，那时的史学评述在今天看来有着特殊的价值。考察那时的史学评述，有助于我们了解前人的认识成果，对我们进一步研究本世纪前期中国史学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一、对20世纪前期史学流派的划分
    上述的史学评述文章或著作，大都从划分史学流派的角度对半个世纪以来的史学进行评论。1936年，冯友兰在马乘风著《中国经济史·冯序》（注：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中说“中国现在史学，有信古、疑古、释古三种趋势”，可谓是最早作出这种划分的尝试的。1939年，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论》里，也对本世纪以来的史学进行了评论：“略论中国近世史学，可分为三派述之。一曰传统派（亦可谓记诵派）；二曰革新派（亦可谓宣传派）：三曰科学派（亦可谓考订派）”。接着，他对三派分别进行了解释：“传统派主于记诵，熟谙典章制度，多识前言往行，亦间为校勘辑补。此派乃承前清中叶以来西洋势力未入中国时之旧规模者也。其次曰革新派，则起于清之季世，为有志功业急于革新之士所提倡，最后曰科学派，乃承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潮流而起”。“革新派”的史学，随时递变，又可分为三期，其初为“政治革命”，继而为“文化革命”，而后又为“经济革命”。在这三期中，“政治革命”，指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时期；“文化革命”指钱玄同、顾颉刚等掀起的“古史辨”时期；“经济革命”指1927年以后的社会经济史研究。 周予同在《纬谶中的“皇”与“帝”》（注：载《暨南学报》1936年第1卷第1期。）中，将中国现代史学分为“泥古”、“疑古”、“考古”、“释古”四派。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中，他又将自己的划分与冯、钱二氏作了对比，说：“大概我所谓‘泥古派’，就是冯氏的‘信古’，略近于钱氏的‘传统派’，我所谓的‘考古派’，略等于钱氏的‘科学派’；冯氏和我所谓‘疑古’、‘释古’两派，略等于钱氏的‘革新派”中的‘文化革命’与‘经济革命’两期。虽各个所分派数多寡不同，所定名称详略互异，但大致也还相近”。在此基础上，他又作了完善，认为“详密点说，转变期的中国史学，应该分为‘史观’与‘史料’两派”。史观派包括儒教史观派、超儒教史观派。儒教史观派又分为受古文学派影响的（属于旧史学）和受今文学派影响的（第一期新史学）两派。超儒教史观派则分为疑古、考古、释古三派，他们都脱离了经学而独立存在。而史料派则是指随着史料的大量发现，主张“史学本是史料学”的一部分学者。周氏的划分，在吸收别人意见的基础上更加详尽了，包括的范围也更加宽泛。注重从经史关系方面考察新史学的产生与发展，区分史学派别，是他划分的显著特点。他的划分也有笼统含糊之处，如史观派和史料派似乎并没有严格的区别，史观派中的有些派别在史学思想上与所谓“史料派”是基本一致的。故如此区分，有失严密。
    曾繁康在《中国现代史学的检讨》中，将中国近世史学归纳为三派：一是考据学派。认为此派的作品，可以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为代表；此派的学者，以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及北京、清华等大学为大本营。此派的主要精神为注重实证，不但以书籍上的记载为考据的根据，而且极注重发掘。二是唯物史观的中国历史研究学派。此派从经济社会的立场，以西洋的历史材料，来解释中国历史上的种种现实；其所采择用的方法，便是有名的辩证法。此派的作品，可以从前在上海出版的《新生命》杂志为代表。三是理学派的历史观。此派所有观点，全系宋明以来理学家的观点。此派对于历史的态度，亦系中国旧日史家对于历史的态度。此派的学者，大概说来，应以复性书院的马一浮先生为代表，此外乡曲之老师宿儒，亦多与抱相同的观点。曾氏所谓的考据学派，包括周予同所谓的“疑古”、“考古”二派，而理学派的历史观，则与周氏说的“泥古”派有相似之处；曾氏所谓的“唯物史观的中国历史研究学派”以“新生命杂志”为代表，不够全面和准确，对其特点的概述，也欠恰当。因此，他对这一派也就很难有正确的认识。但由于他归纳的标准较为明确，因而他的划分显得更为严整。
    齐思和从史学批评的角度指出当时中国史学的二种最重要的派别--掌故派和社会学派。他说：“在这种混乱的现象中，有两三种畸形发展，颇占势力。一种是琐碎考订的发达，我们可称他为掌故派。他们大抵知道用纪传的方法改修旧史或纂修新史是不行了，于是乃选择一个窄深冷僻的题目作一到穷源竟流的探讨。考证则细入毫芒，征引则繁富博赡。……此外另有一派又走向另一极端，他们因厌弃掌故派的繁琐苛碎的考订，遂要研究中国整个社会的进展，我们可称他们为社会史派”。（注：齐思和：《现代中国史学评论》。）掌故派和社会学派，可以说是齐氏对当时史学弊端概括出的两个典型，虽不是正面的归纳，但也反映一定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