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毓黻的《吾国最近史学之趋势》和金灿然的《中国历史学的简单回顾与展望》，虽然没有学派的划分，但在对史学趋向的概述中也包含这方面的内容。如金氏说：“最近史学之趋势可分为两端言之，一曰史料收集与整理，一曰新史学之建设及新史之编纂”。（注：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281页。）也就是说，近世史学的两种倾向， 一是史料建设，一种是史学编纂，二者皆有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前者以发现甲骨文肇始，后者以梁启超倡导“新史学”发端。这样划分基本能反映史学发展的面貌，但由于仅重视史料学和历史编纂学，而忽略了史观在史学中的地位，许多史学现象也不能反映出来，如著名的社会史大论战及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在金氏文章中就没有提到。郭沫若的史学成就，仅论述了他在甲骨文、金文考释方面的贡献。金灿然对中国近世史学分为资产阶级方法支配下的史学和唯物史观初步运用下的史学。他把前者作为中国史学的第二个阶段，把后者作为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封建时代的史学。也就是说，他侧重从历史观的时代性、阶级性来进行划分。这种划分方法优点在于从总体上反映出史学发展的大势，缺点是有简单化倾向。在史学上贴阶级标签，往往把许多学术问题政治化，以致忽略历史学的学科个性。
    于划分史学流派的同时，对新史学以来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及发展阶段也有较为细致的探讨。
    周予同对新史学的产生给予了剖析，他从经史关系、清代史学的演变来追溯新史学的渊源。他说：上溯现代新史学的渊源，“第一须追念黄宗羲”，“第二须追念钱大昕”，“第三须追念章炳麟”。而给予史学转变以直接动力的是今文经学。受今文经学的启示而使中国史学开始转变的有三个人非常重要，他们是崔适、夏曾佑、梁启超。崔适是清末今文学派最后的经学家，他的《史记探原》，以经今文学的见地推论到史部纪传体第一部--《史记》的本质问题。而夏曾佑在中国史学转变的初期，是将中国正在发展的经今文学、西洋正在发展的进化论和日本正在发展的东洋史研究的体裁相糅合的第一人，“而使中国史学开始转变，开始脱离经学羁绊的则是梁启超。”梁启超之后，使中国史学完全脱离经学的羁绊而独立的是胡适。胡氏及其同派者都继承了宋学的怀疑精神，承受了清末高度发展的汉学今文派的思想体系，采用了汉学古文派的考证方法。他们被称作“疑古派”，代表人物除胡适外，还有顾颉刚、钱玄同等。对于疑古派的研究提出修正意见的是考古派。这派的代表者，在初期有王国维，在后期有李济。这派的起源并不后于疑古派，但他们能卓然自成一派，以与疑古派平分中国现代史学界，却在疑古派形成之后，继疑古派与考古派而崛起的是释古派，初期代表人物是胡汉民，使之发展而与疑古、考古鼎立而三的是郭沫若。“与郭氏同属于释古派而见解却歧异的是陶希圣”。最近几年，即“七七”事变以后，史学界已渐有综合各派或批评各派而另形成最后新史学派的趋势。（注：参见《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可见，按照周氏的说法，本世纪史学到40年代，从摆脱经学的羁绊开始，依次经过了“第一派新史学”、疑古、考古、释古等几个阶段。当然，每一个史学流派并没因后起学派的兴起而消失，但大体发展趋势则是这样。
    张绍良的《近三十年中国史学的发展》（1943年发表）一文，把30年来的中国史学分作两期：1.五四时代中国史的翻案工作。主要指顾颉刚、钱玄同为代表的“古史辨”派。疑古（钱）玄同等所主持的‘古史辨’就是考证真伪、疑古翻案，大胆否定封建卫道史的大本营。”2.北伐革命后中国史的整理。指社会史大论战时期的史学。前者是对封建旧史学“烂账”式记录的否定，后者则是国史的整理和重建。也就是说，在建设新史学方面，第一个阶段是破坏旧史学，第二个阶段是建设新史学。
    齐思和的《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1949年发表）对20世纪以来的史学发展也有阶段划分。他说，到清季史学界又发生了一个革新运动。第一位积极介绍西洋史学，并呼吁改造中国史学的是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输入引起了改编国史的运动，夏曾佑的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等都是新史学思想的产物。通史课本的编纂虽然改变了中国史学的体裁，但对于传统史学的内容，却很少改变。到了五四前后，中国的思想界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动，历史学也受到了深刻的影响，古史辨运动遂应运而生了。从五四到北伐，在时间上，虽然只有七八年，但是中国的学术思想，又走到第二个解放时期。北伐以后中国社会史的研究，特别是唯物史观的社会史，遂更展开。假如“古史辨”运动可以象征五四的史学，那么中国社会史论战便可以象征北伐后的史学。这个论战第一声炮是陶希圣的《中国封建社会史》和他的《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到了郭沫若，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才真正地走上了学术的路上。
    综上所述，三四十年代对20世纪以来史学流派及史学发展阶段的划分，因为角度不同，结论也略有差异，但大体上是相近的，彼此之间可以找到相对应的史学流派和发展阶段。如周予同和齐思和都认识到在清朝末年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在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等方面与旧史学的不同，钱穆把它看作是“革新派”史学的“政治革命”时期。对五四时期兴起的疑古派和考古派，上述文章的认识基本一致。周予同还从研究的史料和方法方面解释说，疑古派可称为“记载考证派”，“考古派”可称为“遗物考证派”，即它们都具有考证的特点，于不同之中，又看到它们的相同之处。钱穆称考古派为“科学派”。齐思和针对这一时期史学所表现出的流弊，批评它们是“掌故派”。总之，不管从正面，还是从反面，都表明这一时期，考证史学占据主导地位。大革命以后，社会史论战兴起，史学特点又出现新的变化。周予同称这一时期的史学为“释古派”；钱穆认为是“革新派”史学的“经济革命”时期；张绍良称此阶段为“中国史的整理”；曾繁康称为“唯物史观的中国历史研究学派”；齐思和针对此一时期的史学流弊，有“社会学派”之批评。这表明，对大革命以后中国史学的主要特点，人们的认识也基本一致。上述文章对史学流派和史学发展阶段的划分，对于我们把握20世纪以来史学发展的脉络还是颇有启发意义的。为了便于下面的论述，我们暂且采纳周予同的划分标准，即把本世纪初到40年代的史学分为“新史学”、“疑古派”、“考古派”、“释古派”，以进一步考察那时对各史学派别产生原因的认识及有关评价等问题。
    二、对各史学派别产生原因的分析
    （一）关于新史学的产生
    周予同着重从文化的背景上剖析中国新史学产生的原因。他说：“至于中国史学的转变，实开始于戊戍政变以后；或者就原因说，开始于鸦片战争以后。而给予中国史学以转变动力的，却是经今文学。”（注：《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他通过考证认为，清季经今文学，也受到西洋进化论的影响，所以确切点说，给予转变期的中国新史学以转变动力的今文学，其自身正含有外来文化的因素。从新史学脱离经学的羁绊到“古史辨”派的出现都与今文学有直接的关系。“他们由今文学脱胎出来，而结果却否定今文学，这便是中国现代学术界演变的历程。”（注：《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
    作为著名的经学史家，周氏对新史学产生的原因，更重视从经史关系的角度来认识，分析细致入微，观点公允，不存门户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