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中国史学发展趋势的展望
    所谓对中国史学发展趋势的展望，一方面指通过研究中国史学的发展，指出中国史学以后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对中国史学今后努力的方向提出建议或要求。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的总结性文章已包含相当多这方面的内容。
    周予同对抗战以来，中国史学的发展趋势有自己的看法，说“史学发展的征兆，大概不出于撷取疑古、考古、释古三派的优点，加以批判的综合，而渗透以高度的争取民族解放的信念”。（注：《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
    张绍良提出要站在中国之“独立之国”的立场，来批判一切，摄取一切，从而建立中国的新史学体系，更进而创作新史观的中国史。他还对当时轰动一时的“战国策”派的历史观点提出批评，说“它有意无意的与反动的法西斯主义的历史观结了姻缘”。（注：《近三十年中国史学的发展》。）指出要警惕号称“正统派”的守旧史家的“复古”倾向。
    1947年，顾颉刚在接受蒋星煜的采访时，认为现代中国史学没有明显的流派。他说：“严格地说，明显的流派是不存在的，以前有人勉强分出疑古派释古派等等，其实疑古是手段，释古是目的，这种分法很不合理。又如陶希圣、郭沫若、翦伯赞同是以唯物史观来理解中国历史的，但各人所得的结论距离很远，未便归纳在一个流派里面”。（注：《顾颉刚论现代中国史学与史学家》，载《文化先锋》第6卷第16期， 1947年9月。）史学流派存在不存在，还可以再讨论；史学流派如何划分，也可以再探讨。但顾氏在这里的回答，至少表明这位“古史辨”的大师，也承认释古是目的，也承认唯物史观在史学研究上的价值了。
    就治史方法而论，嵇文甫在总结了社会史大论战的经验教训后指出：“我相信搜集材料在现阶段上极为重要，然而理论的研究亦不容轻视”。“从论战时期遗留下来的许多理论问题，都不是单就中国史籍中搜集些材料就可以解决的”。（注：《中国经济史·嵇序》。）也就是说，史料的整理和理论的探讨都很重要，不可偏废。
    金灿然在文章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他说：“今后研究中国历史的方向何在呢？那便在于历史唯物论的中国化，也就是说，运用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来分析研究中国固有的历史材料，把历史学带到真正的科学道路上”。（注：《中国历史学的简单回顾与展望》。）他重点提到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说这部书在研究中国历史的新方向上打下了一个基石。
    金毓黻在《吾国最近史学之趋势》中，强调了专题研究的意义。专题研究，在他那里称“主题研究”。他说：“近顷颇盛行主题研究之法，即取古今或一代之事，析为若干主题，各个而讨论之谓也。主题研究，本取法于纪事本未一体，……此研史最善之法也。……近人之善用此法者，多至不胜枚举，其最著者，为王国维陈垣二氏”。同时他还正确指出了专题研究和整体研究的关系，说“部分之研究，其手段也；整个之贯通，其目的也。不能因在于手段过程中，得有大量之收获而遂忘其最后之目的，即不应以部分之研究，而忘却整个之贯通”。（注：《中国史学史》第322页。）他认为以专题研究为基础而创造贯通之史学， 是史学发展的趋势。
    1949年，齐思和也论述了专题研究和集体协作在现代史学建设方面的意义，他说，专门化是科学工作的基础，只有细密的分工，才能有可靠的收获。随着史料的大批量的发现，许多专门化的学科产生了，现代的史学必须建设在许多人的专题研究之上。像司马迁、司马光一人包办全史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正如亚里斯多德式的科学研究已经过去了一样。（注：见《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
    以上关于中国未来史学发展趋势的认识，都是通过对本世纪前期中国史学发展阶段的考查及史学发展之经验教训的总结而得出的，归结起来，可概括如下：
    （1）新史学经过40多年的发展，渐趋向吸收各派优点、 朝综合的方向发展。人们已经认识到，疑古、考古是史学研究的手段，而释古才是史学研究的目的，它们不是相互排斥，而是相辅相成。
    （2）史料和理论在历史研究中要相互结合。 唯物史观越来越显示出理论的优越性。它在历史研究中的指导意义得到广泛的承认和高度的重视。
    （3 ）专题研究和贯通研究的地位及其辩证关系得到较为正确的认识。40年代的史学家，已经认识到专题研究在史学走向现代化的作用，并认为专题研究是贯通研究的基础；贯通研究是专题研究的归宿。
    三、40年代史家对本世纪前半期史学的总结和评述，可以成为我们思考未来史学发展的一个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