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各史学派别的评价
    （一）对早期新史学的评价
    梁启超倡导的早期新史学，在钱穆那里被称作“革新派”的政治革命时期。钱穆是赞同“革新派”史学的。他说：“惟革新一派，其治史为最有意义，能具系统，能努力使史学与当身现实相结合，能求把握全史，能时时注意及于自己民族、国家已往文化成绩之评价”（注：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商务印书馆，1939年。）可谓推崇备至了。然他对于梁氏之“新史学”，却有明显的批评意味：“其先当前清末叶，当时有志功业之士所渴欲改革者，厥在政体。故彼辈论史，则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专制黑暗政体之历史。彼辈谓二十四史乃帝王之家谱，彼辈于一切史实，皆以专制黑暗一语抹杀。彼辈对于当前病证，一切归罪于二千年来之专制。然自专制政体一旦推翻，则此等议论，亦功成身退，为明日之黄花矣。”（注：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商务印书馆，1939年。）也就是说，他对于这一时期新史学之过于否定传统文化，与政治联系过密颇为不满，认为这样的史学没有生命力。
    齐思和在《中国史学界的展望》谈及这段史学时，说：“自清季以来，许多学者，主张改造中国史学，把中国史学现代化。梁启超先生便是最重要的一位。他主张以西洋史学来改革中国史学，他的主张在当时影响颇大。惜彼不甚谙西史，所主张往往似是而非”。在《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中，一方面肯定了梁启超创立“新史学”的重大作用，另一方面又进一步指出他的不足：“可惜梁氏不谙西文，……对新史学的介绍，颇为肤浅空泛，而没有正确的认识。他对于西洋人研究历史的方法，似乎是茫然的很”。“梁氏不明通俗著作与研究著作之别，而号召天下研究整个的通史，结果他自己用了这‘治史所持之器’，并无成绩，而他人用这方法来治史也不会有成绩的”。齐氏在美国留学多年，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对西洋史学造诣颇深。“新史学”作为中西史学交汇的产物，其局限性在齐氏看来是“肤浅”。但梁氏国学根基深厚，他借鉴外国史学并不盲从，还是应该肯定的。
    周予同对梁启超倡导新史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梁氏虽由经师弟子转变为新史学家，但他的史学思想显然地受了今文学的刺激而接收进化论的史观……就全部思想界说，梁氏是否是‘陈涉’，尚有商榷的余地；但就40年前的史学界说，梁氏却确是揭竿而起、登高而呼的草莽英雄陈涉呢！”（注：《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他认为梁氏在现代史学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二）对疑古派、考古派的评价
    对于疑古派、考古派，赞扬者有之，批评者也有之。考古派，在钱穆那里，属于科学派或称考订派。他说：“至考订派则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窄狭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彼惟尚实证，夸创获，号客观，既无意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己民族之文化成绩也”。（注：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可见批评之严厉！
    在曾繁康那里，这两派被统称为考据派。曾氏认为：“此派的主要精神为注重实证……往往能发前人之所未发，见前人之所未见，极有裨于中国古代的史乘”。“此派自其初起以至于今，虽为时尚不甚久，而其成绩，则甚惊人，对于中国的古代史，已有极丰富而又极宝贵的贡献”。（注：《中国现代史学的检讨》。）它的缺点，曾氏认为是对古史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不能“建立一个簇新的史学系统”；再者，这派学者往往误认方法为目的，为考据而考据，非为历史而考据，以致破碎支离，博而寡要。
    金毓黻对疑古、考古的做法，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他说：“愚终谓古书不可轻信，亦不可轻疑。专从故纸堆中，搜求证据，考证古史固难断其真伪，即从地下发见之简古文字、片断记载，据以判断古史，亦易陷于谬误”。（注：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324-325页。）然他对顾氏的疑古精神、勇于服善又表示了敬佩，说他“为治史者别开生面，亦可扫从前拘泥罕通之病”。对疑古、考古在史学上产生的影响也给予了积极的肯定，说“近顷学术治史之术，咸富于疑古精神，而范以科学之律令，又以考古人类诸学，从事地下发掘，以求解决古史上一切问题，因以改造旧史，别创新史……为我国史界别辟一新纪元者也”。（注：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325页。）
    周予同对疑古派在史学史上的地位给予了肯定：“疑古派在中国史学史上自有其不可一笔抹煞的业绩，他们继承今文学的思想体系，采用古文学的治学方法，接受宋学的怀疑精神，而使中国的史学完全脱离经学而独立，这在中国学术演进史上是不能不与以特书的”。（注：《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他认为疑古派的缺点是“他们的史料限于记载的书本，他们的研究方法仍不免带有主观的成见，他们的研究范围仅及于秦汉以前的古史及若干部文学著作，因之他们的成绩不免消极的破坏多于积极的建设”。（注：《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对于考古派，周氏认为它比疑古派更进了一步：“远古的史料，而处以崭新的技术，中国史学到此已完全宣告独立，谁能否认这是中国史学的大进步呢？”周氏也承认考古派的弱点：研究方法比较琐碎，研究范围比较狭窄，但又认为“这种为史学基础做打桩的苦工是值得赞颂的”。（注：《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
    张绍良肯定了“疑古派”的思想解放意义，说“这般人的反封建历史的破坏工作正代表初期自由主义的战斗性和进步性”。同时又指出它的局限性；“然而这种进步性，亦止于‘破坏’，谈到进一步的建设，则远非实验主义的‘疑古’和‘翻古’所能胜任，几卷‘古史辨’，只不过是‘破’的文集，而胡适之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贫乏，已见他们‘立’的能力的薄弱了。”他认为“中国历史之科学的整理，在北伐革命之前，可以说还没有摸到边际”。（注：《近三十年中国史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