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思和认为新史学的产生与西洋史学思想的输入关系很大。他说，清末因为西籍大量的移译，泰西的思想遂渐渐的输入到中国来了。关于史学方面，我国史家因读了新翻过来的西洋史书，渐感觉到西洋史籍编制的方法，史事的选择，和我国旧的史学，颇有些不同。第一位积极介绍西洋史学，并呼吁改造中国史学的是梁启超先生。梁氏以后，向国人介绍西洋史学方法而最有影响的人是胡适先生，此后对于西洋史学理论方法的介绍工作最努力的是何炳松先生。三人均对新史学的形成作出卓越贡献。
    周、齐二氏分析“新史学”产生的原因，一个侧重中国学术的背景，一个侧重外国史学的影响，都可谓精辟之论。但他们对中国社会与中国史学的相互关系没有应有的重视，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
    （二）关于“疑古派”的产生
    张绍良在《近三十年中国史学的发展》一文中从社会形势角度分析了“古史辨”产生的原因：“辛亥革命、满清封建专制的民族牢狱打倒，这时封建社会的基础，虽还没有完全颠覆，但社会思想却得到解放。民主思潮随民国成立而益见高涨。民主势力要否定封建的统治，首先必须清算封建士大夫的卫道史。于是顾颉刚、钱玄同等，就沿用欧美近世初期的实验主义，努力于《尚书》、《史记》等古史书作真伪疑古翻案的考据。”
    1947年，顾颉刚出版了《当代中国史学》，他曾对古史研究产生的背景，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最后他概括为四点，他说：“要而言之，古史研究兴起的背景是：（一）史学上寻源心理的发达；（二）西洋的科学治学方法和新史观的输入；（三）清代中叶以来疑古学的渐次兴起；（四）考古学的抬头”（注：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第126页， 胜利出版公司，1947年。）顾颉刚把自己编著《古史辨》视为“古史研究”，这里“古史研究”兴起的背景，也就是“疑古派”产生的背景。顾氏作为“疑古派”主帅，他对本派产生原因的认识，自有第一手资料的价值。
    （三）关于考古派的出现
    关于考古学，周予同认为它与今文学和宋学已可说毫无关系。早期代表人物王国维在治学方法上，与古文学有一定的联系，但却比史料派前进或深入了一步。他对疑古派也有不满。他只顾自“立”，不愿“破”它。他后期编有讲义《古史新证》，这“新”字正是为了自别于疑古派。他不仅重史料考证，还阐释历史。考古派后期的代表人物李济，是一位纯粹受西洋考古学的训练的学者，他不仅以发掘整理地下的史料为满足，且进而解释地下史料。疑古派偏于破坏伪的古史，而考古派则以建设真的古史为帜志。目的不同，方法各异。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二者的联系。“破”是为了“立”，“立”的工作也是由于受了“破”的启示才开展的，他们的产生，具有同样的社会文化背景。（注：《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
    （四）关于释古派的产生
    对“释古派”产生的原因，有的从社会背景上给予分析，有的从学术自身发展的需要加以阐明，论述比较充分。
    金灿然认为，史学史的第三个阶段（即上文提到的“唯物史观初步运用下的史学”），开始于五四时代。在《新青年》上，李大钊已初步用唯物史观来分析中国的伦理关系，后来，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唯物史观理论的输入，不少人尝试着以之运用于中国历史研究。大革命失败后，更由于中国实践的要求，从社会性质的研究进入到社会史的研究，从而绵亘数年的社会史论战便爆发了。（注：见《中国历史学的简单回顾与展望》。）
    张绍良认为，鸦片战争后，中国典型的封建制度开始动摇。随着民主势力的高涨，新兴的市民层，依据其自身的希望，乃对过去的封建卫道历史，大施其翻案的工作，中国的史学从这时起开始转向。可惜，新兴的市民学者，虽对旧的封建卫道史尽了破坏的作用，可是并没有力量建立起完整的系统的中国史。直到北伐战争以后，由于新形势新要求，这一工作才真正开始。北伐革命以后，中国究竟走向哪里去？这并不完全决定于革命者的主观意志和主观力量，而要依据于历史的客观现实。因此，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把握中国历史的动向，成了革命者之当前的急务。过去的中国史，实乃一本糊涂账，而今已到了必须整理的时候了。（注：见《近三十年中国史学的发展》。）
    1937年1月和7月，何干之先后出版《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和《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两本书，分别对两次论战给予了综述，是迄今为止评述当时史学争论最系统的著作。他指出：1927年以后，有所谓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性质的论战。1934-1935年又有所谓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这样的论辩，不用说是“五四”时代资本主义文化运动的继续。社会性质、社会史、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可说是关于一个问题的多方面的探讨。为着彻底认清目下的中国社会，决定我们对未来社会的追求，迫着我们不得不生出清算过去社会的要求。中国社会性质、社会史的论战，正是这种认识过去、现在与追求未来的准备工夫。（注：何干之：《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何干之文集》第1卷，第186页，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也就是说，当时的社会史研究，是革命形势的要求。
    顾颉刚的《当代中国史学》，在谈到“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成绩”时，也论述到这次论战的背景。他说，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是随着社会革命运动而兴起的。当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先后，社会主义勃兴于中国，为探索革命的正确前途，一般革命家都努力于中国社会经济的研究，尤其是集中精力于社会经济史分期的讨论，这样就产生了所谓“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他还指出了其中的代表人物：“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是郭沫若和陶希圣两位先生。事实上也只有他们两位最有成绩。”（注：《当代中国史学》第100页。）
    齐思和把社会史研究的起源追溯到李大钊，也颇有见地。他说：“中国最初介绍唯物史观的学者是李大钊先生。他尝作《史学要论》、《史学思想史》、《史观》、《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之价值》等文，介绍唯物史观的精义。到了北伐以后中国社会史的研究，特别是唯物史观的社会史，遂更展开”。（注：《近百年来中国历史学的发展》。）
    周予同从治史的目的谈到“释古派”产生的必然性。他说，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曾提出治史的三个目的--明变、求因与批判。但疑古派与考古派究竟大多只做到“明变”的一部分工作，而没有达到“求因”与“批判”两个目的。释古派便是对这种学术上的缺点而企图加以补充。他还论到了“释古派”产生的社会背景，说：“或者更重要的，释古派所以产生或者由于社会的原因。从民国‘五四’以来，中国社会形态极变幻之能事，许多知识分子因不安于现状而探究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现代社会的形态及其本质，因而再追溯产生这现代中国之以往各期的社会的形态及其本质，而且想用一种理论以解释这各期社会形态之所以形成及其转变”。（注：《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
    “释古派”是30年代发展起来的，而且是在激烈的学术争论乃至政治斗争中，声震史坛的，对它产生的原因自然更受到史学史研究的重视。以上所引观点，虽然在历史观及对释古派的态度上不尽相同，但对“释古派”产生的背景有大体一致的认识，那就是它是为弥补“疑古”、“考古”之不足而兴起，又是因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要求而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