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时代感、爱国主义和以有效治理为宗旨的权力论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评价马基雅维里的思想和生平。或者将其当作犬儒主义者，或者是一个爱国者，抑或是一个政治科学家，（注：简森主编过一本论文集，其名谓《马基雅维里-昔尼克，爱国者或政治科学家？》（Jensen,De Lamar edited,Machiavelli-Cynic,Patriot,or Political Scientist？ Boston:D.C.Heath and Company,1960.））也许每一种评论都有其正确的一面。但笔者更倾向于认为，应当从整体上去评价马基雅维里政治思想的基石，从而把握住马基雅维里思想的主线。
    第一，从国际的大环境看，文艺复兴是民族国家间进行政治较量和综合实力竞争的时期。从15世纪起，佛罗伦萨、罗马、威尼斯等城市国家的优势就逐渐让位给了西欧新崛起的民族国家。与此相应，在15世纪最敏锐的政治思想家是懂得国家力量的人。马基雅维里对当时的国际形势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这构成了马基雅维里政治思想的重要环节。马基雅维里在其代表作《君主论》里对当时国际环境中法国、西班牙、教廷等几种政治势力给予了充分的关注。马基雅维里曾就上述力量在意大利造成的政治影响做了精心分析，例如暴君波吉亚如何利用法国和其他雇佣军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注：参见马基雅维里《君主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65-66页。）；教皇朱里奥二世如何利用法国、西班牙、威尼斯等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来实施对波伦尼亚的远征（注：参见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119-120页。）c，等等。他还对当时大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做了潜心研究，例如法国在意大利的失势，就是因为没有充分调整与西班牙和教廷之间的关系而造成的（注：参见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17页。）；另外对西班牙、瑞士、德国的军队特点和其他军事力量的分析（注：参见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125页。），等等。其中对国家征服的分析尤为精彩。在这方面，马基雅维里曾举了一个国家间有效征服的例子。他只想回答什么是一个国家在征服另一个国家时必然会呈现的权力功能和必须予以关注的权力使用方式。以法国侵入米兰为例，马基雅维里指出，当一个国家再度征服另一个国家时其征服功能就体现得非常充分，所以“凡是一度叛变的地方再度被征服之后就不会那样容易丧失，因为统治者会利用叛乱提供的机会毫不犹豫地惩办罪犯，把可疑分子搞清楚，并且在薄弱的地方加强自己的地位。因此，头一次使法国失掉所占领的米兰，只要一位洛多维科公爵在边境揭竿而起就成了，但是要使法国国王再一次失去米兰，那就必须使全世界都反对他，必须把他的军队打败并将其驱逐出意大利，其原因有如上述。”（注：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7页。）而后来法国在意大利之所以没能站稳脚跟，马基雅维里认为法国至少在国家征服的权力运用方面犯了五种错误。反过来说，法国本应当注意：1.迅速去保护邻近弱小国家并成为其首领；2.削弱其中的强大势力；3.不能让任何一个强大的外国插足其中的事务；4.必须注意外交手段的运用，特别是不能遗忘派驻使节这个最重要的外交环节；5.以国家的名义进行殖民。（注：参见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3章“混合君主国”。另外还可参见第5章等。）
    第二，在当时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中，马基雅维里将所有政治问题归结为一点，即意大利必须统一，只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才能与其他势力抗衡。布克哈特评论说，“但他确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爱国者。尽管他像他的大多数同时代人一样，言论放任，但国家的兴隆始终是他的愿望。”（注：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84页。）这种爱国主义的激情在《君主论》的结尾得到了最强烈的释放。马基雅维里带着如此强烈的爱国心期盼有一位能够拯救意大利的君主出现，“因此，这个时机一定不要错过了，以便意大利经过长期之后，终于能够看到她的救星出现。我无法表达：在备受外国蹂躏的一切地方，人们将怀着怎样的热爱、对复仇雪耻的渴望、多么顽强的信仰，抱着赤诚，含着热泪来欢迎他！……请你的显赫的王室，以人们从事正义事业所具有的那种精神和希望，去担当这个重任，使我们的祖国在她的旗帜下日月重光……”（注：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125页。）所以马基雅维里感兴趣的是意大利的强大方法；国家治理的有效性手段；国与国抗衡的实力和外交途径（注：马丁利的《文艺复兴时期外交》（Mattingly,Garrett,Renaissance diplomacy,England:Penguin Books,1955）一书仍是这方面的权威著作。），如此等等。也正因为如此，马基雅维里是从国家理性、国家统一的角度来分析思考当时所有的问题。所谓善恶之类的道德问题就退居了次要的地位。马基雅维里从国家利益或国家理性的角度分析政治治理问题的方法到16世纪末已经引起共鸣。（注：参见罗得沃斯基《君主论-历史的批评》（Rodowski,The Prince-A Historical Critique），Twayne Publishers,1992,PP.10-11。）
    第三，政治治理的有效性是国家稳定的最重要方面。
    按照布克哈特的观点，“最高尚的政治思想和人类变化最多的发展形式在佛罗伦萨的历史上结合在一起了，而在这个意义上，它称得起是世界上第一个近代国家。”（注：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72页。）因此，如何使这个佛罗伦萨和其他城市国家能够在国际、国内复杂的环境中生存下来，这是马基雅维里等政治思想家所要解决的政治课题。（注：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59页。）马基雅维里这样告诫一个君主：“由于他创建了一个新的君主国，并且以好的法律、好的武器、好的盟友和好的榜样，使这个国家繁荣昌盛和强大起来，他就会获得加倍的光荣。”（注：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115页。）这里牵涉到法律、军队、外交这样一些近代政治实践中的关键要素。只有当这些要素形成合力发生作用时，一个国家的有效治理才会实现。从另一角度讲，君主的统治手段只有在近代国家的权力结构功能中才具有真正的效应。例如离开了近代意义上的军队，君主的一千次谎言也不过是一阵风动而已。因此不是君主的谎言能救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国家具备了基本的权力功能时，也许需要一次与某一政治目的相关的君主谎言。所以主流始终是有效的政治治理。在这方面，马基雅维里对他同时代的法国政府赞不绝口。（注：参见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90-91页。）正是抓住了这个主流，马克思才评价说：“从近代马基雅维里……以及近代的其他许多思想家谈起，权力都是作为法的基础的，由此，政治的理论观念摆脱了道德，所剩下的是独立地研究政治的主张，其他没有别的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368页。）这科学地点出了马基雅维里对当时国家权力功能的研究在政治法律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