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纳粹暴政时代（1933-1945），从整个第三帝国版图中逃亡出50万有犹太血统的难民。面对这场滚滚而来的犹太难民潮，传统的移民国家美国成为最大的难民接受国，接受了其中的13万人。（注：Horst MK5PC02.JPGller, Exodus der Kultur, Schriftsteller, Wissenschaftler und Künstler in der Emigration nach 1933, München, 1984, p. 47. ）值得注意的是，这13万人中包括了遭到纳粹文化清洗运动驱逐的绝大部分有犹太血统的科学家和文化精英，从而使这场向美国的流亡变成了整体性的文化转移。
    第二次世界大战甫一结束，有关纳粹德国流亡科学家问题的研究就开始了。那些在美国援助组织中担任过要职的负责人，通过他们的著作，向人们披露了接受纳粹德国流亡科学家的部分内幕。（注：美国“援助外国流亡学者紧急委员会”主席斯蒂芬·达根与他的助手贝蒂·德鲁里合著的《拯救科学与知识，援助外国流亡学者紧急委员会的故事》（Stephen Duggan and Betty Drury, The Rescue of Science and Learning, The Story of the Emergency Committee in Aid of Displaced Foreign Scholars, New York, 1948）是战后初期这方面最著名的代表作。）这类著作突现的主题是“拯救科学和知识难民”，即使其中提及参与原子弹生产的“曼哈顿计划”中的流亡科学家，也很少涉及他们的具体贡献。而且在战后最初的20年间，由于受旧“熔炉理论”的长期影响，在有关流亡科学家问题的研究上，美国本土派学者仅对这些流亡者与美国社会的“同化问题”感兴趣，关注的也只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适应能力。这种学术倾向，也许对于研究那些在19世纪来到美国的移民是有意义的，因为这类移民绝大多数都很贫穷，并来自落后的欧洲边缘地区，往往属于只受过很少教育的群体，与1933年后来自纳粹德国的犹太难民有所不同，尤其是这些流亡科学家，不仅来自大专院校的学术环境，而且绝大多数都已经确立了牢固的世界观，以至于他们与新大陆社会的一体化问题，仅仅用那种“同化”标准进行描述已显得远远不够了。
    事实上早在1952年冬季，一批1933年后流亡美国的有犹太血统的人文、社会科学家和部分当年参与援救工作的积极分子，便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举行了第一次以“文化的迁移”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其内容已开始涉及纳粹德国流亡科学家对美国的社会科学、神学、心理学、艺术史等领域的影响问题。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著名政治学家弗朗茨·诺伊曼（Franz Neumann）果断地批驳了这种“同化理论”的狭隘性。（注：Rex Crawford, The Cultural Migration, Philadelphia, 1953, p. 52. ）
    但是，这种“同化理论”的传统观点和思考角度，直到1960年代后期，才真正发生变化。在越南战争引发的公众意识危机的背景下，“知识分子史”的复兴，对美国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价值观及其政治影响的探讨，改变了移民研究的理论前提。在此，美国的民权运动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一种新的多元性的理解取代了旧有的“熔炉理论”。它不再从无权的移民群体的消极适应出发，而是将不同的种族、文化和社会集团对美国社会积极、丰富的影响置于这种移民研究的前景之中。于是，“文化移入”的新术语取代了那些“同化”、“适应”的陈旧单轨式概念，并阐明了这一彼此丰富和变化的充满活力的进程。
    1960年代末，对纳粹统治时期文化流亡史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部分来自其他欧洲国家的流亡科学家和美国本土派学者也参与到这场“文化移入”的研究中。这一时期出版的论著表明，（注：其代表作Laura Fermi, Illustrious Immigrants.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from Europe, 1933-1941, Chicago, 1968; Donald Fleming and Bernard Bailyn（ eds. ） ,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Europe and America, 1930-1960, Cambridge, 1969. ）人们开始对1930年代的这场从德国到美国的“文化移入”的具体细节发生了兴趣，也越来越多地关注到这场“文化移入”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和推动作用。然而，也正是在这一点上，美国本土派学者遇到了困难，“因为他们过去只是力图对流亡科学家与美国的一体化做一种系统性的概括，而现在不得不承认，这种工作只涉及极为有限的视觉范围。而他们过于缺乏欧洲背景知识，这就使他们几乎无法理解由这些流亡科学家带给美国的知识观念与传统。”（注：Charles J. Wetzel, The American Rescue of Refugee Scholars and Scientists from Europe, 1933-1945, Madison, 1964. ）
    最能为这种“文化移入”研究提供欧洲背景知识的显然是联邦德国的学术界。联邦德国的现代史研究曾在战后经历过一段长达约20年的相对沉寂期，直到1960年代中期，尤其当与纳粹政权完全无染而“历史清白”的新一代现代史专家成长起来后，一场对德意志历史的反思运动才真正地开展起来。但是，联邦德国学术界只是在对纳粹德国迫犹政策的研究中，附带地涉及犹太流亡科学家问题，在此，他们主要关注的是纳粹种族主义政策之下的文化清洗与驱逐问题。尽管这对于探讨纳粹德国反犹太知识分子政策的动机以及流亡科学家的出逃具有重要的意义，但这种研究仍然不足以清晰描绘犹太知识精英的这场文化转移的整体性图景。
    由于这些矛盾与缺陷，1970年代以后，联邦德国和美国学术界之间开始了日益广泛的交流。一批来自联邦德国的新一代历史学家、社会史专家与科学史专家，带着他们在德国和欧洲各国图书馆和档案馆中收集到的宝贵资料前往美国，并在利用美国当年的援助委员会、基金会以及大学、学院提供的流亡科学家名单和档案资料的基础上，开始对这场文化转移进行系统性的研究。与此同时，美国的新一代学者，尤其是当年流亡者中的第二代人，也前往联邦德国开展广泛的学术交流活动。这种跨大西洋的学术交往，无疑深化了这一问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