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流亡科学家一般只有在真正意义上的大学里才感到自己能够胜任，因为大学的核心部分是研究生学院，它是大学国际化的组成部分。尽管绝大多数自由学院和职业学院也隶属于大学，但惟有研究生学院才显示出美、德大学之间最强烈的亲缘关系。自由的科学研究和指导博士生的工作是交给它的，进行这样的工作也才最适合德国流亡科学家，因为他们能在这里以一种类似于德国的方式来进行研究工作。（注：Helge Pross, Die Deutsche Akademische Emigration nach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1933-1941, p. 40. ）但是，美国各高校“学院（college）”或“大学（university）”之类的名称与质量完全无关，这就使德国流亡科学家通常很难正确地判断并寻找到适合他们工作的学校和岗位。因此，辅助性的代理机构的中介作用变得至关重要，而这些代理机构通常与这些高校的财源有关。与德国大学不同，美国高校的财源中，几乎不存在什么公共性或国家性的参与合作，它涉及的是一种纯私人性质的捐款。这样，美国私人性质的基金会对于是否接受某位德国流亡科学家的态度也就变得极为关键。它们往往能独立于国家，并在与高校的合作中奉行一种接受政策。
    美国高校体制的多样性、灵活性以及整个高等教育事业的迅速扩张，使得美国在接受德国流亡科学家方面具有最大的现实可能性。但这并不表明每位流亡科学家都会以美国作为流亡首选国，因为流亡科学家的年龄状况、掌握的外语语种和水平、专业上的国际化能力、流亡前的科学接触等这些个人的具体条件，通常决定着他们对流亡方向的选择。
    首先，年龄状况在流亡科学家个人流亡方向的选择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几乎所有流亡科学家的口头陈述和文字证词都证明了这一点：“在移入美国时，凡年龄超过40岁的讲师，与他们更年轻的同行相比，总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对于年龄更大的教授来说，如果不具有国际上显赫的名声，流亡往往意味着他们应付变化的适应能力变小了，因为这些人来自过去安稳的地位，而流亡本身意味着与过去的特别激进的决裂”。（注：Donald P. Kent, The Refugee Intellectual, The Americanization of the Immigrants of 1933-1941, New York, 1953, pp. 86, 208. ）因此，在国际局势还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除了那些具有国际声誉的著名科学家外，主动想要流亡到大西洋彼岸美国去的往往是那些更年轻的科学家，而其他人则多选择与德国邻近的欧洲诸国。
    其次，流亡科学家个人掌握的外语语种和水平，也对其流亡方向的选择产生影响。例如，如果他能讲英语，就会想流亡到英语空间中去；如果他法语掌握得更好，就会想流亡到法语空间中去；如果他不会外语，就会想流亡到瑞士去，这是很自然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在1933年以前，德国是世界科学、文化的中心，这种“八方来朝”的局面，使绝大多数流亡科学家以前从未想到过要移居海外，也几乎没有、或是根本没有研究过美国。他们既不熟悉美国的日常习俗，也不熟悉它的大学体系，甚至他们当中只有极少的人拥有少量英语知识。（注：Helge Pross, Die Deutsche Akademische Emigration nach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1933-1941, p. 47. ）因此，在面临危局的时刻，更年轻的科学家往往能更快地学习和掌握英语，而年龄更大的人则“不相信自己还有完全从头开始在一个陌生的国家里使用一种陌生语言的能力”。（注：Trosten KK5PC02.JPGrner, Die Geschichte des Dritten Reiches, p. 121. ）这种态度导致的选择有时甚至是更为关键的。
    再者，流亡科学家在专业上的国际化能力也很重要。与人文和社会科学家相比，自然科学家和医学家，由于其专业的国际性，更容易被接受国批准入境，并能获得比前者更为优越的待遇。加上所有的接受国，包括英、美在内，这些领域都远不如德国发达，因而聘用这些不构成职业竞争威胁的人，其阻力要小得多。（注：Jarrell. C. Jackman and Carla M. Borden, The Muses Flee Hitler, Cultural Transfer and Adaptation, 1930-1945, p. 197. ）而人文和社会科学家由于其专业方向极大地依赖于他们的语言能力和民族性，这就几乎不可避免地给他们带来了最初专业上的“失语性”。与社会科学家相比，人文科学家在这方面往往有更多困难需要克服，因为经济学、社会学这类社会科学学科正处于时代发展的交叉口上，也是在经济危机的形势下引起国际学术界普遍重视的学科。这也是为什么自然科学家、医学家甚至社会科学家一般要比人文科学家更容易被接受国、尤其是美国接纳的原因。
    另外，流亡前与国际学术界的接触与交流，也对流亡科学家在接受国的选择上产生决定性影响。凡能在1933年以前与国际学术界频繁接触、交往的科学家，大多是那些在学术研究上处于国际前沿、并拥有国际声誉的科学家，这样的科学家至少通晓一门甚至多门外语，自然成为外国大学最想获取的“抢手货”。例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托马斯·曼（Thomas Mann）等人就属于这样的科学家，他们甚至在外国讲学期间得知希特勒上台时，便立即决定流亡国外，并得到了接受国快速的接纳与热情的欢迎。（注：Kurt Düwell, Angela Genger, Kerstin Griese, Falk Wiesemann, op. cit. , p. 20. ）
    流亡方向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流亡科学家对局势的判断。必须承认，并不是每一位后来到达美国的流亡科学家当初都立即下定决心要越过大洋的。因为在希特勒政权的最初年代里，人们关于这个政权大概能维持多长时间的推测，彼此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区别。不少人最初甚至相信，“纳粹统治只是一个暂时性的幽灵，在不远的将来，一场从流亡中的返回是有可能的”。因此“尽管许多人很快认识到流亡的定局，但他们从感情上并不想与德国分离，只是希望能在一个与家乡邻近的国家里，等待流亡生活的立即结束”。他们也并不将自己理解为需要长期离开德国的流亡者（emigranten），而是将自己理解为有返回希望的流放者（exilanten），如果选择流亡美国，仅有一种临时性的权宜之计是不够的，因为遥远的美国被他们理解为“不可返回的地点（point of no return）”。（注：Lewis A. Coser, Refugee Scholars in America. Their Impact and Their Experiences, New Haven, 1984, p. 3. ）
    更进一步地讲，对于绝大多数德国流亡科学家来说，美国最初也并不处于他们优先选择的理想接受国的位置上，这本身也反映出德国知识精英那种相当普遍的集体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源于他们过去从美国文化中、尤其是1920年代对德国社会“美国化”的厌恶中所感受到的那种“消极魅力”。尽管绝大多数德国流亡科学家几乎都不是保守主义者，而是民主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但是他们并没有在思想上完全接受美国，而是以相当矛盾的心情来看待美国。“一方面，他们对这个没有严格阶级障碍的开放性社会以及美国人的现实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表示钦佩和赞赏，也承认这些能积极地、富有创造性地影响这个社会的活力。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对美国的那种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没有进一步精神需求的物质文化的统治地位持怀疑态度。”（注：Claus-Dieter Krohn, op. cit. , p. 24. ）这样的矛盾心理也使他们很难在流亡中首先想到要将美国作为首选国。
    因此，绝大多数流亡到欧洲邻近国家的德国科学家，只是到晚些时候，特别是在1938年11月“帝国水晶之夜”后，才认识到纳粹主义政权是不会因内部原因而倒台的，也十分勉强地承认一个完全的新开端是必须的，而对于这样一个新开端来说，美国当然能提供最为有利的前景。总之，纳粹德国的对内反犹政策和对外扩张政策越是变得强硬，对一场战争的担忧就越是推动着那些在西欧避难所中生活的人们离开这个旧大陆。这种担忧以及美国接受上的障碍，可以清楚地解释为什么在离开德国与到达美国之间通常需要多年的时间。